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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的“马来血统纯洁运动”，就已“引起了官方的注意”。1940年10月，《现代之光》(Theht)在一封题为“马来人是谁？”的“致马来统治者、首领和议员的公开信”中就讲道：“根据这一运动，马来人是指其男系双亲为这个马来半岛或马来群岛任何相邻岛屿上的土著（这样便排除了其父系为印度和阿拉伯裔的人，而如非穆斯林的爪哇人或巴厘人则包括在内）。”并继续讲道：“也许，在新加坡对于马来人和阿拉伯与印裔人有所误解，这是出于商业上的敌对或其他个人原因；但发生这些误解的人却无权向任何人灌输他们‘仇恨的说教’以反对他们自己的敌人，更不用说反对那些马来州的人了。”这反映了关于“马来人”定义讨论的背景，即马来亚本土的马来人与马来化的阿拉伯和印度人之间的矛盾，后者主要分布于海峡殖民地的新加坡和槟城，且一般都属于较富裕阶层。无论如何，这一问题更直接地反映了马来人的族群意识的确是正在加强。
三、日本占领期间华人本土意识的形成就一般情况而非个别情况而言，华人在历史上向包括今马来西亚在内的“南洋”地区移民，从一开始就注定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当他们深深地融人当地现代经济建设并为之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后，这块浸透着他们无数血汗的土地自然成了他们落地生根的栖身之地，所以，就马来西亚华人而言，他们或迟或早地生发出一种本土意识，乃是势所必然，也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广大移民对中国这个他们曾经的祖国的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怀是难以轻言放弃的，而且，在以商品贸易为主的时代，商人的漂泊生活，还不足以令他们在异土他乡长久地扎下根来（不排除个别少量情况），但到了现代商品经济时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这需要他们在海外建立永久的基业，并为此而提出在当地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包括政治在内的全面的权利。
所以，笔者认为，正是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和马来西亚华人经济基础的全面奠定，他们的本土意识才逐渐变得强烈起来，只是这一天的来临比较晚而已。而由此所引发的与原住民的利益冲突或为当地带来的某些社会问题，一般说来亦是在所难免的，所以，这就提醒人们一定要以一种常态心理对待之，而不是要对之大惊小怪。
马来亚华人本土意识的形成，首先反映在华人移民人口的两性结构比例的变化上。历史上，东南亚华人移民主要以男性为主，直到19世纪末，移民中男女两性的比例相差仍很悬殊，如1891年，霹雳州华人男女比例为18.6:l，其中，在4687名女性中，还有20%参与妓业。这反映了马来亚的一般情况。尽管在马来亚华人可与当地妇女结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部分华人移民婚姻家庭方面的需要，但事实证明这只占少数，因此，华人男女比例相差悬殊状况多少还是反映了华人移民并未抱定扎根本土的决心，他们出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挣钱，当然也有少数是为了避难等其他原因。有学者把清政府限制妇女移民看做是马来亚华人妇女比例小的原因，其实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知道，清朝政府对于男性移民也同样是限制的，但他们仍能冲破阻力甚至冒杀头危险来到南洋。相信如果有必要，他们也应有同样的决心和智慧让大量女性移民来到马来亚。这样，大概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马来亚现代经济发展相同步，当地的华人男女比例也开始逐步获得迅速改善，如到1911年，就已上升到4:1，一年后的1912年又上升到1000：384。此后，由于当地华人或生产对女性移民或女工的需要，即使是英国殖民政府制定的移民条例亦未能限制女牲移民，相反，法令颁布后，她们却迅速增加，到1931年，男女比例就已达l000：513，1947年再上升为1000:833。毫无疑问，半个世纪内马来亚华人女性移民的迅速增加，在某个方面看，正好反映了华人的本土意识的增强，反过来，亦为其扎根当地提供了动力。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马来亚华人性别比例趋进平衡，必然导致当地出生的儿童人数的增加，这又促进华人教育的发展，如以1938年情况为例，在各语言源流学校中，华人小学的学校、教师和注册学生数都是最高的。
马来西亚华人本土意识增强的还有一个重要表现是开始关注自己在当地的政治权利。长期以来，不管是以哪一种原因来到马来亚，华人移民在这里的主要关心基本上局限于经济领域。20世纪上半叶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在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后，亦开始提出政治要求，这是因为，在英国殖民当局与马来上层联合统治下，通过政治干预经济发展的现象愈来愈明显，如“亲马来人”的土地保护法令、限制华人移民的法令等，这无疑使华人清楚地看到了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本来就有的密切关系。再就是，马来亚的华人由于一直与中国的社会发展保持着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