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占领期间华巫矛盾的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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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历次政治变迁亦都有他们不同程度的参与,甚至中国一些著名的政治人物如康有为和孙中山,以及一些重要的党派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他们或亲自来新马等地活动(办报、办学校、成立各种组织、搞政治宣传等),或在此发展自己的势力,有时亦把党派斗争引入进来,而当地华人则毫无例外地被卷了进去,所以,他们本来就不缺乏政治觉悟和经验,是因为对当地政治的发展以及自身的政治权益很快就有了清醒的意识。另外,二战前,英国殖民政府也已经适当地照顾到了华人的参政要求,因而使他们有了当地的政治经验,以及深入参政的基础。也正是这种多少是突如其来的咄咄逼人的政治发展态势,才引起了马来人的全面恐慌。而当华人代表利用殖民政府提供的政治舞台发出“谁说这是马来人的国家?”的质问的时候,局面显然更为难堪了。如海峡殖民地立法委员会中的一名华人代表LigYan在发出这样的质问后,又讲道:“当Light船长到来的时候,难道他看到过马来人吗?看到过马来村庄吗?我们的祖先来到这里,作为苦力——当苦力难道不令人感到羞耻吗——而努力工作,他们没有把钱寄回中国。他们在这里结婚、花钱,就是这样,政府才能把这个国家由丛林带入文明。我们与这个国家已不可分。
    她是我们的,我们的国家。”在这里,尽管话语显得很激进,但是,却再明确不过地表明了华人对当地的政治认同,显然他是从华人已为当地做出牺牲和贡献这一资格来讲这番话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或类似的心理,所以,当英国殖民政府把马来联邦的权力下放给各州时,华人才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对态度,因为这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在政治上偏向马来人。
    海峡殖民地尤其是槟城和马六甲是华人在马来亚定居较早的地方,所以,华人的本土意识最早在这里出现也绝非偶然。事实上,正是当地出生并受过英国教育的海峡华人最早掀起了“以马来亚为中心的政治运动”,其最有影响的组织有“不列颠海峡华人协会”(theStraitsChineseBritishAssociation),该协会最早发起成立于新加坡(1900年),随后在马六甲和槟城都建有分会。主要代表海峡殖民地受过英语教育的职业人士与商人的利益,是最早敦促马来亚华人政治上认同当地的组织。其成员有大商人、业主,也有来自“华人顾问委员会”(theChineseAdvisoryBoards)、联邦立法委员会、州委员会的华人代表。其领袖如陈祯禄曾提出过殖民地自治主张,并号召华人培养自己对本土忠诚的情感。日本占领期间,又在印度成立了“海外华人协会”(OverseasChineseAssoci-ation),着手制定有关马来亚解放后华人前途的计划。
    日本占领新加坡和马来亚以后,华人的本土意识又进一步从提出政治要求而落实为行动,这就是在马来亚**的领导下,全力投入到了当地的抗日斗争之中,他们甚至提出驱逐日本,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实际上,马来亚华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很早就开始了,而且与中国反日斗争一直保持着同步发展的联系。在历次反日**中,新马华人进行了无数次的抵制日货、为中国抗日斗争募捐等活动,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后,以著名华人领袖陈嘉庚领导的“南洋筹赈总会”甚至包括了多达45个组织,所以,从道义上和物质上都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新加坡和马来亚被占领后,广大华人继续发扬这一传统,在本土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的贡献甚至得到了英国殖民官员的认同。这期间,马来亚**(1927年成立时称“南洋**”,1930年改为现名)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一直奋战在抗日的最前线,所作的贡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在此,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斗争纲领的及时变化,代表了华人本土意识的变化。马来亚**成立早期,主要是从阶级斗争出发,提出了驱逐英帝国主义,打倒马来封建势力,建立“马来亚工农苏维埃共和国”等斗争纲领。鲜明地表明了马来亚**立足于马来亚本土的斗争立场。抗日斗争开始后,马共多次调整自己的斗争路线,先是提出“团结马来亚各民族与协助英国人抵抗日军侵略,保卫马来亚”,继而确立了“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以及“建立各民族普选的国家机构,保卫祖国,实现民主权利,改善民生,振兴工农商业,建设各民族友爱、自由、幸福的马来亚”的斗争纲领。以华人为主体的马来亚**的这一纲领的提出,尤其是视马来亚为“祖国”的思想转变之完成,而在纲领中仅把苏联和中国作为国际联合的对象等,标志着日本占领期间至少是以马共为主的华人的马来亚本土意识已基本形成,而它在当时是有影响力的。
    马来亚华人本土意识的出现,早在二战前,在当地华人思想舆论界也已有明显反应。1941年4月,一位名叫李秋的作者在《南洋商报》发表文章“论马华民族属性问题”,表示马来亚华人在本地定居已有长久历史,他们应被称做“马华”,这是因为“它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一个特殊的支脉,同时又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基干民族。”战后初期,另一位作者屈哲夫在文章“南洋华族的政治危机”中,则进一步提出“华族”概念,用来替代马来亚“华侨”之称呼,他认为大部分华侨此时在南洋都已不是侨居而是定居了,他们也早已成了为当地作贡献的建设主体,而不再是客体。当然相反的意见也有存在。无论如何,马来亚华人的本土意识,通过舆论界的讨论,反而会更有利于启发人们认真思考。二战后,效忠本土亦成了华人政党追求的目标之一,如1945年12月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ion),其目标就是“通过向马来人灌输超越其对苏丹的自然之忠诚的国家忠诚,……以及让非马来民族在其祖先故乡的思乡之情中醒来,使各族树立对马来亚的真正的忠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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