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点小说(dingdian666.com)更新快，无弹窗！
大胜利，在国会选举中，国阵虽保住了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国阵127席，反阵53席），但是其得票率却从1986年的55.8%下降到51.95%，反阵则赢得45.4%，这是一个不菲的成绩，其对巫统的威胁也是相当具有效力的。
总之，在新经济政策的年代里，马来西亚华人面对着巫统的政治支配地位，体现出了极大的政治进取心，这期间最有声有色的行动者无疑是以董教总为首的华团人士，这是一支代表了广大华人，亦具有很大影响的民间力量，他们的参政表明华人一方面对巫统的一党独大充满失望，但另一方面，对建立马来西亚的民主政治又怀有信心，所以体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政治智慧。他们力争维护华人的族群团结，实现马来西亚的民主和人权，为此相继尝试了“三结合”和“两个阵线”等政治策略，并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结束之际，对巫统的政治支配地位构成了某种有效的威胁，使马来西亚的民主和人权看到了新的希望。
二、扶弱政策下的华人经济一合作社经济实施新经济政策的20年里，马来西亚政府全力发展党（巫统）国资本主义，坚持信托制，坚持土著至上主义的种族经济政策，利用国家机器干预经济发展，宁肯牺牲效率也要照顾马来人的经济利益，以及由于资源和机会向党国高度集中从而导致严重**现象发生，反过来又造成资源和机会的极大浪费等，所有这些，对于马来西亚的华人经济而言，都是非常不利的。最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以来都是马来西亚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华人经济，在新经济政策下，却被严重边缘化，成了主流经济政策之外的自生自灭的少数族群的经济，这一经济不仅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和扶助，相反，还要为政府的经济目标（社会重组）的实现接受政府的政策性干预（如《工业协调法令》）。这种经济被动局面，比较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中华人所遭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毫无疑问更是一种遗痛更长久、影响更深远的悲剧。
新经济政策下马来西亚华人经济的不利处境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被迫承受政府土著至上主义种族经济政策排挤的压力；二是无法针对族群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资源和机会展开公平竞争；三是要蒙受马来政治经济人物的普遍存在的**所遭成的经济社会恶果；四是必须克服族群经济边缘化所带来的族群心理方面的巨大精神负担；五是不得不独自面对自身经济的决策失利、管理不善、社会与生态环境交恶以及经济不景气时最易成为牺牲品的不利际遇，等等。然而，回顾新经济政策实施20年来马来西亚华人经济的发展历程，我们却看到，自殖民时代以来，一向在逆境中求生存和发展的华人经济，在这新的困境下，仍然体现出她罕见的巨大生命力。广大华人尤其是他们之中的政经人物，在现代化经济大潮中，仍能不失时机地捕捉到发展的生机，利用其获得的有限资源和机会，赢得族群经济的不断发展，并且同样作为马来西亚整体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为之发展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新经济政策时期，马来西亚华人经济的最突出的表现，是集中华人民间分散资金创造现代化大企业的尝试。马来西亚政府为实现社会重组目标，为马来人创建了许多的大型工业和金融企业，并通过大型信托公司，为马来人购买了大量的公司股权，同时还借助其所拥有的国家经济决策权和信息垄断权，为马来人保留了或争取到了许多大型公共建设项目，所以，很快就提升了马来人的经济规模，增加了他们对公司股权的拥有。正是这一背景，迫使华人也改变以往多发展小规模家族企业的做法，转而尝试现代化大型工业企业。在这方面，马华公会虽然没有巫统那样的政治支配地位，但是，她毕竟是华人中组织得最为集中的政治力量，所以在华人经济发展中亦发挥了其应有的表率作用，并且，在其推动下，民间的华团也投身到了华人经济的发展过程之中。
在当时的经济形势下，马华公会领导人意识到，华人企业规模狭小，资金有限，已经不能够适应现代市场竞争。如，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制造业中的华人企业有77%都是小型家族式的，每个企业平均拥有的固定资产为RMB148000，当时外国企业的平均值则为RMB260000。正在成长起来的马来人企业由于有国家财政做后盾，更是规模宏大。面对这种情况，李三春于1975年创建了马化控股有限公司(Multi-PurposeHoldingsBerhad/MPHB)，由此开启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华人的公司化运动。李三春当时任马华公会青年团主席，他领导的马华青年合作社(theMCAYouthCooperativeSociety/KoperatifSerbagunaysia-K**)几年前在柔佛州的种植园和房地产投资一直是很成功的，现在该合作社为马化控股的最大股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