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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却对其执政内涵进行了很大的改造。“在这时期，各地政体多采用英国式制度：立法、税收、教育、公共服务等制度都相继建立起来。人口和岁人成正比增加；交通、政府机关、市政计划也一步步落实。政治制度方面，最主要的是，由各州统治者、州内主要酋长，华人领袖及各州参政司（即驻扎官，引者）组成的各州议会的成立。州议会的主要职权是立法及通过各年度财政预、决算。政府也可以通过该机关了解各阶层的意见。渐渐地，由于社会发展，政务逐步繁重，各州在参政司下便有了文官制度的产生。高级的文官多由英籍人士充任，低级的则由当地各籍人民担任。各州又划分为若干行政区，由马来区长（Penghulu，俗称彭古鲁）管辖。”还值得注意的是，马来统治者继续保留着管理各州宗教（伊斯兰教）事务和马来风俗习惯的全权，不过，马来社会原有的奴隶制却遭到了坚决废除。
当然，英国统治马来亚期间，华人被排除在政治之外，亦不完全是殖民统治者的问题，与华人自身也有关系。因为，在英国人到来之前，马来亚的华人移民大体上以商业移民为主，属于传统移民性质，之后的移民虽然呈现出复杂发展趋势，也包括政治、文化移民，但是，由于深深融人马来亚殖民地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其主流仍可以被看做是经济移民范畴。也就是说，马来亚的华人移民主要是为了谋生，为了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政治等其他手段实现发财致富的梦而来的，这使他们到来伊始就将自己定位在经济领域里发展，除了少数人如早期的“私会党”外，而与马来亚的政治很少发生关系。另外，作为一个移民群体，华人除了在经济上靠自身奋斗来提升其社会地位外，在政治上要像经济上那样获得所需的资源和优势会更难。事实上，到马来亚独立前，华人的成功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政治上可以说乏善可陈。
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华人较强经济地位的奠定英国统治马来亚前，华人在当地的身份主要是商人、船主、小店主、农场主、锡矿矿主、锡矿工人、手工业者，从这些身份上看，他们显然已参与了马来亚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经济领域，然而，却未染指马来人的传统经济—一自给自足的Padi农业（水稻种植）。华人经济一开始就属于与商品市场有关的领域。英国统治马来亚后，加快了当地近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进程。一直与市场经济葆有密切联系的华人，自然会愈来愈深入地卷入这一进程。
英国在马来亚实行的是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发展政策，基于马来亚已有的国际贸易基础，及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发展潜力，决定以建立出口型经济为具体发展方向。并为了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以宗主国的强大力量为后盾，努力创建安全稳定的社会秩序；建立并逐步完善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1896年，Swettenham明确指出：英国人的责任就是“通过公路、铁路、电报和wharves等大型工程来使这个国家获得开放”。同时，建立有效的法律与行政制度，如废除与土地有关的马来习惯法，代之以西方式的土地占有制度以及通过大量移民来提供必须的劳动力，等等。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支持马来亚出口型经济的两大重要领域，一是锡的开采，一是商品作物的种植。锡是马来人传统的出口商品之一，但其开采方法却一直比较原始落后，发展缓慢。华人涉足该行业比较早，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不断改进方法，引入西方先进设备，成了行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再加上霹雳境内Larut（拉律，1848）和Kinda(近打，1880)两大锡矿的相继发现，到19世纪末马来亚锡的开采已有较快发展。欧洲资本迟至20世纪20年代初才大规模进入该行业，但由于资金雄厚，拥有高效的技术设备以及先进的管理方式，因此很快就取代华人成了马来亚锡业的主导力量。
除了括锡之外，马来人的传统出口商品中，历史最为悠久的还有海洋和热带雨林出产的动植物等土特产品。不过，当商品作物开始在马来亚大量试种后，主要的推动力量却不再是马来人，而是华人和欧洲人。华人早期经营过甘密、胡椒、甘蔗和咖啡，当橡胶（19世纪90年代开始在马来亚进行商业性种植：1898年马六甲华人陈齐贤在武吉阿沙汉垦地5000多英亩，创建了马来亚第一个橡胶园丘）和油棕（19世纪50年代引入马来亚，1917年出现第一家商业性质的油棕种植园）在马来亚获得广泛推广后，又转而经营这些新兴产业，但以小规模者居多。同样，欧洲资本也在这两大商品作物种植中处于支配地位。
尽管在英国统治马来亚期间，华人资本在主要经济领域如商业、锡矿开采、商品作物种植、手工业中原本占据的某种主导地位，逐步让位于以英国为主的欧洲资本，但是，却仍能与其一起控制着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