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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经济发展命脉。华人经济以及华人劳工在殖民地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19世纪末叶以后，在锡的开采与商品作物种植之外，华人资本又逐步涉足金融和加工制造业，开办股份制银行，从事大米、木材、蔗糖、食油、黄梨（菠萝）等农产品加工，经营水泥、建材、酿造、五金、小型机械、肥皂、家具等小型行业，以满足当地人们的需要。不过，作为殖民地经济的一部分，华人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对欧洲殖民主义者的依赖，如在机器设备、重要工业材料以及技术等方面就是如此。值得指出的是，华人不仅自己开办公司和企业，还有相当多的人参与了欧洲公司的管理和发展，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至于华工（苦力）更是广泛地分布在锡矿等企业之中，成为马来亚劳工阶层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经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受国际商品市场影响而容易出现大的波动，但是，无可否认的是，锡的开采和主要商品作物的种植，的确为马来亚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持续不断的推动力，与此同时，由于近现代经济的发展急需大量劳动人手而带来的包括华人在内的大批移民，也极大地改变了马来亚已有的人口状况，最终导致了该国族群多元结构的形成。
中国内地与马来亚之间很早就有往来，华人移居马来亚的现象也早有发生，历史上几乎没有间断过，只是始终维持着很小的规模。直到19世纪，基本上与英国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在地域上逐步扩大同步，华人人口在地域上开始出现较快增长，分布范围也随之发生着变化：先是以海峡殖民地为主要聚集地，19世纪后叶转而向马来联邦集中，其后是马来属邦。20世纪上半叶，马来亚华人人口的增加速度更加明显：1911年有人口约69万，1931年已达128万左右。这期间虽不排除人口自然增长的因素，但在增加的人口中移民还是占据主流地位。1957年马来亚获得独立前后，华人人口更增加到约233万，占马来亚当时全部总人口的37.2%，马来人口约313万，占49.8%。同一时期，新加坡还有华人人口近110万，这近350万人，几与新马的马来人（新加坡亦有相当多的马来人口）持平的华人的存在，从人口政治学角度看，是很有意义的。
华人的庞大人口及其所拥有的较强的经济优势和深深融入殖民地经济发展过程，共同奠定了他们在马来亚不容忽视的地位。毫无疑问，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华人的经济优势也只是为中间和上层阶级所拥有，下层劳动群众则不与焉，他们所有的也许只是经济梦想。
关于华人的经济，马来西亚的非华裔作者有如下描述：
由于华人较少获得土地以从事农业，许多人成了商人、企业主和手工业者。这造成了一种成见：好像华人就懂得经商。尽管华人中亦不乏渔民和菜农，但他们却被认为主要是经商的。他们也构成了庞大的诸如建筑商和会计师（accountants）队伍。……
有一部分华人是非常富有的，控制着运输公司、建筑领域和种植园。不过，大多数华人企业都是小型家族企业。华人企业的一个特征是以亚族群为基础，比如，福建人控制着橡胶和地产，而海南人则多集中于咖啡领域。不过，当有愈来愈多受过现代教育的人进入企业之外的领域中时，比如成为政府雇员或受雇于现代制造业，这些区别已逐渐在消失。
当马来亚华人经济一开始就被纳入现代发展范畴的时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来人经济却仍旧处于旧的经济状态之中，最主要的是，英国殖民当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想改变这一状况，因此，“当马来农民改种橡胶时，英国人企图施加更严格的土地耕种条件，加以阻止。例如，1910年后，殖民地政府严禁马来人在新购土地上种植橡胶，如有违反，则得支付比种植其他农作物更高的土地税。英国人强制执行马来保留地法令(1913)和土地法令(1917)，美其名日保护马来农民土地，避免非马来人收购；其实，这些法令，却使身在‘保护地’的马来农民遭受隔离。这些早期政策，具有歧视色彩，只对英国园丘有利，却严重限制本土资本的发展，并使马来人受困于传统经济。”嗵殖民政府的这些做法，本质上是不想其“分而治之”局面被打破，至于其所谓的理由则纯属毫无意义的借口，如1932年，一位英国驻马来亚的最高专员(HighCommissioner)讲道：“在我的印象中，理想的马来人家庭应该是这样一幅画面，即在一块不大的村(kampung)有地上，每家都有一小块稻田。村有地上种着当地才有的果树。还要有一块菜地，养着家禽。……这样便可直接满足小家庭的生有需要。此外，还将有些许剩余，让他们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以往的教训就在于，没有理由让商品作物取代粮食作物。”英国殖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