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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对人类做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
这已不是邓小平第一次表达，也不是他最后一次表达中国要“对人类做出比较大的贡献”这一观点了。这种观念背后贯穿着一种世界责任感，反映了心底里的普遍主义激情，也是普遍存在于当时中国人内心的一种意识。对彼时的人而言，共产主义所打开的普遍主义视野，已经通过革命史而进入到人们的潜意识。
在与大平正芳的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对何谓“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说“小康社会”，给出了量化的标准，就是到20世纪末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后来这一标准经常在各种场合被以各种方式提及。这种可以量化的标准非常重要，因为它的出现带回了日常时间，日常政策有了一个具体可操作、可量化、可被程序性考核与争辩的基准，不再因终极时刻的时时临在而被彻底相对化。革命终于有可能转向建设，革命的成果终于有了被稳定收获的可能性，日常政治的可预期性也终于成为可能。当然，这只是说一种可能性由此打开了，离可能性被现实化还有很远的距离。很现实的是，对外开放就此成为可能，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禁忌也因此而被打破。
“完成现代转型”这一历史目标原本只是潜在于中国历史内部，它能够变为整个民族持续不断的现实努力，源于西方世界在近代以来带来的巨大压力。西方的强大基于其现代经济、现代政治、现代法权秩序、现代理念等一系列要素，它们使得西方获得了强大的竞争优势。倘若中国不能在这些方面奋起直追，现代转型势难成功。“现代转型”的需求虽内生于中国历史，其方向却不是中国能够自行定义的；当然，也不是西方能够单方面定义的，必须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互动过程当中被逐渐发现出来。因此，对外开放，加入海洋秩序，在其中发现方向，就成为中国完成现代转型的一个必须；加入海洋秩序，意味着中国作为海陆秩序之中介的历史身份的全面展开，中国在重整自身之后，加入了世界。中国一旦加入世界，其超级规模的体量会重新定义世界秩序，而中国自己也会在此过程中被重新定义。中国与世界都不再会是过去的样子了，一如历史上游牧者入主中原之后，草原与中原也都不再是过去的样子。
但另一个悖反性的精神现象学过程又浮现了出来。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中获得了巨大发展的中国，“普世民族主义”却似乎坍缩掉了其“普世”面相，只剩“民族主义”，因为那“普世”的一面本来是靠共产主义的话语体系及世界想象来支撑的。这就使得当年（阶段性地）通过共产主义获得整体解决的很多问题，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格局下重新浮现出来。对内，边疆又再浮现为严肃的问题；对外，今天已经是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一举一动有着巨大外部性效应的中国，对自己世界责任的理解却仍有巨大提高空间。这些都是违背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中国似乎正在忘却它的世界历史意义，一种新的精神纠结于是又进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当中。共产主义革命史所留给中国的宏大精神格局，是这百年历史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理解这段历史，则中国将浪费它这百年来的巨大苦难而结晶出来的收获；对民族苦难的浪费，是人类历史上所能想象得到的最为令人心痛的浪费。
因此，中国必须实现一种精神层面的解放，去除精神层面的扭曲，也去除精神层面的狭隘，再次打开中国历史所内在需求的“普世民族主义”这样一种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