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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理解到了中国与苏联对国际秩序之构成性作用的本质区别,才会提出这样一种要求。
李光耀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在中美两国刚刚建交一个半月之后,中国便对越南采取了军事行动——中国对于建交时间与出兵时间的安排,也是有过精心策划的,力图在国际层面达到一种最佳效果。在出兵之前,邓小平在访美之际向美国总统卡特通报了准备军事行动的考虑,虽然并未获得美国的首肯,但在嗣后的战争过程中,可以看到美国在事实上对于中国的配合。
这一仗彻底粉碎了越南称霸东南亚的梦想,保证了东南亚的海洋属性不被大陆帝国所侵蚀,也象征着中国的又一次身份决断——加入海洋秩序。
回顾历史,会发现新中国的两次身份决断是通过两场战争完成的;这两场战争的发生地都是海洋与陆地的过渡地带,彼时是整个国际秩序的枢纽所在。中国作为国际秩序当中的陆海中介性力量,在这两场战争的地缘空间格局当中也隐隐显露出来。而两次身份决断,看似相反,实际上可以视作同一决断的两个阶段。作为非陆非海、亦陆亦海的中介性力量,中国需要先以大陆帝国的方式来凝聚自身,继承古代帝国的遗产,然后投入海洋秩序,才不至于造成类似晚清民国时期的二元飞地经济,以及撕裂自身。此步骤不能走反,也不能省略,否则难以安顿国家的秩序。因此,中国的身份决断应该是在一段绵延的“历史时间”中完成,不似一般国家可以通过非绵延的“历史时刻”而完成。
邓小平时代完成的第二阶段国家身份决断,有着毛泽东时代在第一阶段留下的出口。在毛泽东时代,民族目标还是隐含在意识形态话语之下,在邓小平时代,民族目标则通过重新定义党的位置而获得了更加清晰的表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之际,邓小平谈的还是“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 行为的主体、进行目标设定的主体,仍然是党,但是目标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这一短暂过渡,几个月后邓小平进一步谈到,“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个现代化”本身即为独立的目标,“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这一独立目标的必要手段。“四个现代化”的主体当然是中华民族,党由此转化为“中国现代转型的引路人”的身份。因此可以说,邓小平在这种表述当中将党的历史哲学意义进行了重新定义,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将此前中国共产党人潜意识里隐含的民族主义面相清晰地表达了出来。如此,则中华民族内生的历史目标 ——“完成现代转型”,重新成为统合中国政治与历史的一个基本参照系。
邓小平完成对党的这一重新定义,表达出民族的目标,却并未就此落入民族主义的窠臼,而是将中国共产革命历史所开创出来的普遍主义视野做了新的表达。1979年底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他强调:“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