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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下无华夷之别”
。时人完全承认了元朝的正统地位，但这已经是在与蒙古统治者根本不同的意义上，对大元给出的历史解释与定位了。
非常有象征性意义的是，进入明朝之后，杨维桢反倒成为元朝遗民，拒绝在明朝政府任职。这样一种选择，同样证明了杨维桢对于大元正统性有着认可，其与脱脱的观念对立，只是出于将大元定位于中原还是超脱于中原的区别而已。
2.大元的统治术及其陷阱
大元起于武功，金宋两国灭于蒙古，令元朝皇帝对于儒学的经世致用之功大不以为然。故元朝帝国内部最受重视的官员并非儒生，而是善于理财的色目人；西域门户大开，可由此征用的财经人才很充足，帝国便也没有通过科举拔擢人才的需求，自灭大金入主中原后，科举七十多年不兴。而儒生也痛感科举之制令人徒耗精力于记诵章句考据训诂，而于理财治国之能大有疏失，以致国家危难却无振兴之策，故而在南宋灭亡后有宋人写道：“四海一，科举毕。庸知非造物者为诸贤蜕其蜣螂之丸，而使之浮游尘埃之外耶？” 元朝第四帝仁宗时期恢复了科举，其重要性也远远不及此前与以后的诸朝。但吊诡的是，正是在元代的科举中，理学始被规定为经解之正统。在儒学被贬斥的时候，刚刚完成自我超越的理学却被引上了建制化之途，规定了后世的法统叙述之基础。
忽必烈在政权建立后，就以出身中亚的色目人阿合马为首组建了名为“制国用使司”的机构，后更名为尚书省，专管帝国的经济和财务事宜。中央的财源主要依靠通商与专卖，而将依靠土地而得的税收，统统划拨给地方财政。 中央部门专以理财为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实用主义政治的表现。阿合马改革税制、推行专卖、发行纸币，一系列政策刺激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蒙古国内世界规模的商业流通。
这个时候，正是伊斯兰世界白银短缺之际，白银在中亚和西亚的购买力远过于中原地区。于是，元朝统治者通过战争手段以及财政手段，将留存在中原各地的白银集中到大都，这些白银又通过穆斯林商人之手源源流入中亚、西亚地区。元朝汇聚起来的丰富白银，成为横跨欧亚蒙古帝国的货币经济基础，刺激了整个欧亚大陆在中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而中原地区则遭遇到货币严重不足的困境，于是大元帝国发行纸币以为通货。元廷经常对外用兵，财政紧张，遂滥发纸币，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忽必烈统治时期，物价即在二十几年间上涨十几倍到几十倍，到元朝中后期更是难以控制。滥发纸币导致了两个看上去似乎矛盾的后果：一方面是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另一方面人们不愿意接受没有信用的纸币，又导致货币经济萎缩，经济萧条，遂民变四起。 暴起的民变使得朝廷不得不发行更多的纸币以便筹集军资，这进一步导致经济萧条，最终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带来了元朝统治的瓦解。
元朝君主统治如此庞大的帝国，需要有一套复杂的官僚体系为其所用。但是皇帝又担心自己被官僚体系所架空，于是需要再设置另外一套直属于皇帝个人的机制来制衡它，这通过怯薛制与达鲁花赤制两种制度实现。怯薛是蒙古大汗/皇帝身边的护卫亲兵，其高层经常直接参与帝国大事的谋划，并且往往身兼中书省、枢密院等部门的要职，皇帝以此来确保自己能对中央官僚体系进行制度外的控制。达鲁花赤的原意是镇守者、掌印者，他们是设置在各级地方政府的监治长官，通常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达鲁花赤不做具体的治理工作，但对做具体工作的行政官僚有着直接的监督权力，以绕开官僚体系的常例性制度，直接向皇帝个人负责。
怯薛和达鲁花赤与大汗之间都有着一种主奴关系，其身份关系通过血统便可轻易地识别出来。元朝皇帝将草原上的主奴关系带入到帝国的君臣关系当中，其中的影响具有双面效应。由于帝国的官僚体系因此而在某种意义上丧失了公共性，其对作为个人的皇帝的制约能力遭到严重削弱，皇帝可以肆行己意，个人性的专权能力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但这更多的只有官僚才能够感受得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