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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权、输出秩序的努力。但西方似乎并没有深思熟虑，人权输出反倒令这些地方陷入普遍的失序。为了重建秩序，以及在当地建立切实的人权保障，西方世界需要代为付出更大的成本，但它们显然不愿，实际上也无力承担如许成本。由此西方的普世人权观处于被质疑的境地，乃至其价值承诺也有可能堕入虚伪之中，这种虚伪性正可为反西方的力量提供理据。
大陆帝国的解体，使得“海洋”“大陆”的意涵也需要重新理解。海洋世界可以重新理解为那些充分参与到全球化进程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内部规则与正在出现的全球性的政治、法律秩序以及自由市场接轨，从而可以保证产品、资本、信息、人口等的有序流动；大陆世界则可重新理解为那些未能充分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如中东、中亚、非洲、中美洲以及安第斯山脉诸国等，这些地方资源丰富，却多半陷入失序或者秩序脆弱状态。
海洋世界不可能无视大陆世界的动荡而独善其身，近年来欧洲的难民危机，伊斯兰国对于全世界的挑战，美洲猖獗的毒品经济对外部世界的冲击等等，都是现成的例证。
动荡的大陆世界需要外部世界帮助其重建秩序，相应地也就需要外部世界在失序的大陆地区进行相当的财政投放，否则任何重建的秩序都无法真正存活。前文已提及，这种秩序/财政输出，若要成为可持续的过程，一个重要前提是，投放者与投放地之间要有正向的经贸循环，使得投放者可以通过贸易过程回收投出去的财政资源，而非陷入纯消耗过程。在“双循环”的经贸结构下，西方国家与大陆世界的经贸循环规模很小，中国反倒与大陆世界有着很大规模的经贸循环。中国便成了大陆地区秩序重建所绕不开的枢纽，“双循环”的经济结构由此开始浮现出其深刻的政治意义；这一结构里蕴含着中国的世界责任，也蕴含着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后冷战时期，中国的海陆中介属性或说海陆枢纽属性，不再像冷战时期一样呈现为摩尼教秩序的平衡者，而是呈现为奥古斯丁秩序扩展的必须中介。中国作为世界秩序的构成性力量，其地位就通过这一新定位体现出来，它已经展现为中国的世界历史使命。但中国要想真正把握住这一新定位，仅仅有经贸循环做基础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个必要条件，还需要有更多的其他必要条件作为支撑。前文已经部分探讨过那些必要条件，本书后续部分会进一步展开探讨。
2.奥古斯丁秩序的精神悖反
反西方的力量需要获得自己的精神凝聚力与道德正当性辩护，曾被意识形态所压制的传统宗教及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衰退的情况下，重新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世界因此开始陷入一种“文明的冲突”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