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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我们最多能在三者中取其二。如果我们想要超级全球化和民主制度，我们就要放弃国家主权。如果我们想要保住国家主权，也想要超级全球化，我们就必须放弃民主制度。如果我们想要将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要和超级全球化说再见。”
这两种“不可能三角”的三条边，都可以归结为如下三种要素：内部秩序或说特殊性（货币政策独立性/民主政治），外部秩序或说普遍性（资本自由流动/超级全球化），内外关系或说内外界面（汇率/国家主权）。内部秩序的基础是国家政治结构，外部秩序的基础是世界市场，内外关系则呈现为政治行为的经济效应，或者说经济活动的政治约束。全球化以世界市场为单位来形成资本的流动，资本的自由流动/超级全球化对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会影响到国家内部的财富分配情况。民主制度下选民会要求调整分配，结果势必要以国家政治的手段来反制全球化；如果不愿放弃全球化，则势必要以国家政治的手段来压制民主诉求。政治秩序的单位（国家）与经济秩序的单位（世界市场）天然地不一致，于是人们在这三种要素中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另一个只能听任其发展。因为任何一个要素的调整，都会影响到其他要素的均衡关系，它会在第三要素方面产生非预期后果。“不可能三角”因此也呈现出经济与政治的深刻内在关联。
要同时有效调控这三个要素，除非是建立起一个普遍帝国秩序，政治与经济的单位合一化，届时也就无所谓内部秩序、外部秩序之别了，但这在可预见的未来根本是不可能的，并且很可能是不可欲的。罗德里克谈到，普遍帝国的方案（他称之为“全球性治理”）是选择民主制度和超级全球化而放弃国家主权，但其合理性很成疑问。因为世界各国的不同点太多了，很难把一套共同的规则硬套到它们头上，即便这一规则是由民主方案产生的；为了在民主过程中获得正当性，全球性治理只能是一种大家都能同意的最低标准，这种标准在事实上是不可能有行动能力的，也就意味着不会再有人负起治理的责任。
所以，“不可能三角”提示着人们，人类的政治努力（国家）面对普遍的自生秩序（市场）必须有所节制，知道主动的政治行为的极限何在，否则便是封闭了任何秩序的可能性；想要同时达到三个要素的努力，不是理性的勇气，而是意识形态的狂妄。政策乃至国家基本战略的制定，在这个意义上就会体现为，决定在这三个要素当中选择调控哪两个要素的组合，而坦诚地接受第三个要素的意料外后果。政策乃至国家基本战略的调整，会体现为对选定组合的调整，这可能是重构组合，也可能是重新设定选定要素的政策权重，以寻找政治的集中秩序与市场的自生秩序之间新的均衡关系。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没有哪个要素的逻辑将被贯彻到极致，相反人们政治博弈的过程会决定某要素的逻辑会被推进到多远，这就是要素的政策权重。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现实能够成立与运行的世界秩序，应该是有一套超越于各国之上的普遍规则框架，因为在各国经济都已融入世界市场、没有谁能自外于此的情况下，超国家治理是必需的；普遍规则的执行力则基于若干超大规模国家的支持，因为国家才是拥有国际行动能力的真实载体；超国家规则框架的内容，会随着诸国（尤其是大国）基于内政需求所做的政策调整，而缓慢演化。这是一种有限全球化，它既有着对于普遍规则的追求，又承认普遍规则本身的有限性；它有着对于国家主权的接受，承认国家主权的正当性来源于内政的民主性，又要求对国家主权形成某种超越；至于这种超越的具体意涵，也会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被缓慢地演化出来，它必须面向未来开放，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空间。
主权不被承认，则世界秩序将落入虚妄；主权被过度强调，世界秩序也将落入虚妄。“不可能三角”中的三种要素都是理想型，真实的历史则是这几种理想型要素的妥协。罗德里克称此为一个轻量级的全球化，认为这会将布雷顿森林体系（他称之为“布雷顿妥协”）以某种方式再现。
2.凯恩斯的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