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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贷款打包并证券化后出售，完成融资过程。由于“两房”发行的次级贷债券有联邦住房管理局的担保，相当于联邦政府对其做了隐性的政治背书，高风险的次级贷于是披上了一件低风险的外衣，吸引本国与外国的各种机构与投资者大规模购买，风险随之弥散。可以看到，政治的逻辑于此扭曲了市场的逻辑。出于改善底层民众状况的考虑（底层民众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票仓，选举考虑与道德考量在这里混在了一块），政府做的隐性担保扭曲了次级贷债券的市场价格，不当地放大了风险。这里的风险还在于，整个融资机制都以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处于上行曲线为前提，一旦房价下跌，整个融资机制便会破掉，这近乎是个庞氏骗局。实际上，不只美国，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也鼓励居民负债消费，发达国家的居民融资需求，通过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操作，转化为一系列的债券售出。
这些债券最重要的海外大买主便是世界头号外汇储备大国中国。中国依托全球产业格局变迁而获得经济崛起，这种经济逻辑意味着它必须是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很多其他新兴国家也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其成长依托于外部世界（主要是西方）的需求，但这些新兴国家规模相对较小，其出口容易被外部世界所吸收，不会引起严重的经济失衡；中国的经济规模则太过庞大，它的出口导向必定意味着外部世界会遭遇严重的经济失衡。为此，中国通过出口积累的外汇储备，其中部分不得不用来购买西方国家的债券，为其融资，以便使其对中国的出口拥有持续的消费能力。如此规模的外储流入债券市场，更加压低了西方国家的利率，使得美国的房价保持上行状态，欧洲的借贷消费看上去日子还不错。但是这进一步扭曲了那些债券的市场价格，风险被继续放大。积累在一块的风险最终爆发了，形成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使得西方各国在内政层面尝试的政治对冲多半失败，在没有一个超国家的国际框架来对冲掉全球经济失衡的情况下，西方国家转向了在外交层面上的政治对冲，力图通过某种自我隔离来解决失衡困境。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曾经是全球化大力推动者的西方国家，近期却陆续走上反全球化的路径，无论是英国退欧，还是美国特朗普上台，再及欧陆国家极右势力的抬头，都是例证；而中国等出口导向型的新兴国家，则成为全球化的大力疾呼者。这在十几年前都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三、“不可能三角”与世界秩序
1.“不可能三角”的逻辑
西方国家力图在深度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国家政治手段来对冲经济问题，过程中的一系列政策变迁与纠结，正反映了一种“不可能三角”的逻辑。
“不可能三角”先是在货币理论方面被人讨论。克鲁格曼在蒙代尔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经济管理者们有三个目标。他们需要灵活的货币政策，以应付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威胁。他们需要稳定的汇率，使商业活动不至于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他们还需要让国际商业活动自由进行，特别是让人们自由地买卖货币，以维持私有经济的精髓。……各国不可能同时达到上述三个目标，它们最多可以达到两个目标。”也就是说，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成。罗德里克则将其适用范围进一步拓展，提出了世界经济在政治上难以三全其美：“我们不能在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