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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布雷顿森林体系这种国际治理模式的最初构想，来自凯恩斯对巴黎和会的反思，重温这段历史对我们理解当下会大有帮助。
凯恩斯曾作为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在会议中途他知道了几大强国的巨头们决定让德国承担巨额战争赔款。他清晰地看到，这样的决定将给欧洲带来一种黯淡、可怕的前景，便决定“逃离这场噩梦”，中途离会。和会后不久，他完成了一本重要的小册子《和约的经济后果》。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英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逐渐走入了深刻的全球化。到一战前，整个欧洲再加上美国，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共同经济区，各国在经济层面上有着极其深刻的相互依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凯恩斯指出，《凡尔赛和约》通过巨额赔款从经济上彻底毁灭德国的企图，将导致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遭受重创。此外，该条约还包含着深刻的自相矛盾。如果希望德国支付赔款，则必须容许它大规模出口以便获得支付能力；但是德国的大规模出口所挤占的正是战胜国的市场份额，德国越有赔款支付能力，战胜国受到的市场冲击就越强，到德国赔款支付完毕之日，也就是战胜国灭顶之时。那么，战胜国只能寄望于德国没有出口能力，但这就不可能获得赔款，对巨额赔款的要求，便只剩下对于德国的羞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此缠杂不清自相矛盾的和约，不可能带来和平，而只会带来新的战争，带来西方文明世界的倾覆。凯恩斯在小册子中的可怕预言，为随后二十年的历史所证实。
为何和会上的巨头们看不清凯恩斯所预言的这些前景？在协约国彼此之间的三角战债的压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各国因为内政的变化而对“不可能三角”当中诸要素的权重做了巨大调整。在这一场全球化刚刚开始推动之际，欧洲国家都还不是民主国家，全球化对各国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会在诸国政府的对内政治压制下被承受过去；但这种压制不是无限度的，随着工业化的展开，工人阶级对经济，从而对政治与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各国陆续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对于民主制度以及国家主权的过度强调，只能以牺牲全球化为代价。大众政治大大压缩了政治领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转圜空间，也压缩了他们的秩序想象的视野。
凯恩斯如此评述战胜国四强的首脑：“战后赔款是他们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议题，而他们把赔款作为一个神学问题、政治议题和选举手段来解决，他们从各种角度来看待这一议题，但是恰恰漏掉了他们所掌握的各国经济未来这一角度。”
作为神学问题的赔款问题，实际上就是大众政治下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另一种表达；全球化被牺牲，意味着经济被牺牲，但已经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能够脱离于世界市场运转。故而新的政策偏向必会受制于“不可能三角”的逻辑，将令各国的民主政治反噬自身，最终导向新的战争。
和约蕴含着可怕的前景，人们却犹然不觉。为了克服和约带来的危险后果，凯恩斯提出一系列补救办法。他提议，应该提高国联的作用，在其框架下成立一系列超国家的机制。赔款委员会应当取消，如果仍有职责需要它来执行，则应放到国联下面作为其附属机构存在，其中应该包括德国和中立国家的代表，从而，德国赔款对于欧洲总体经济所可能带来的影响，可以在一个超国家的机制中获得考虑，这是赔款不至于拖垮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个前提。还应该成立一个协调欧洲内部煤炭和钢铁生产的委员会，也置于国联框架之下，欧陆国家以此协调自己的工业运行。凯恩斯又提议应当在国联框架下成立一个自由贸易联盟，联盟的国家不能对其他联盟成员的产品征收任何保护性关税，以此使得国际贸易秩序运行在一个超国家的普遍规则架构下。要做到这一切，还要使饱受战争折磨、储备严重不足的欧洲国家能够从沉重的战争债务中摆脱出来。为此，凯恩斯建议协约国之间应该完全取消债务，相应地，美国也应该取消协约国所欠的债务，以使协约国糟糕的财务状况能够得到喘息机会。从商业角度来说，借贷当然应该追讨；但英美不应将战债视作一种商业贷款，而应看到其政治性，故而放弃追讨并不伤害商业正义。在此之外，还应成立一个提供国际贷款的机制，欧洲所有交战国，无论是否曾经敌对，都应同样地有机会从这里获得购买外国产品的信用。相应地，还要有一个国际保证基金，以此来整顿各国的通货，稳定汇率。
这一系列政策建议，相当于提前二十余年勾勒出了类似于马歇尔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