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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存在，寒族很难获得发展的机会；这种情况下，南朝在多重均衡当中所落入的就是一个稳定性很差的点，并且凭其自身基本无法走出来。北朝的国家，相较于南朝而言，其朝廷能力的强弱与国家能力的强弱，不是零和关系，有可能互相扶助，并且两种能力的强弱与贵族、士族占据官僚的比例成正比，因为其贵族制度逐渐走向建制化，国家是作为君主主导下的集权治理秩序存在，军事贵族的组织资源可直接转化为国家机器所需的组织资源。最终，南北朝最后时段并存的北周、北齐、陈这三国中，来自北方、士族占据官僚当中比例更高的北周及其后继者隋，完成了天下一统。
三、孝文帝之败与宇文泰之成
1.孝文帝的集权改革与失败
田余庆先生说：“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 盖因政治秩序的建构，其底层根基毕竟还是武力，而在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武力基础便是草原骑兵，这意味着中原鼎沸之后，历史运动的主轴只能转到过渡地带的长城沿线，由兼容农、草的人群来完成秩序的重构。对于政治来说，武力的运用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武力的运用是否能够拥有正当性；正当性只能基于一种普遍理想的叙述而被建构出来，而普遍理想只能出自中原，“兼容中原、草原”便不仅仅是基于军事的财政需求，更是基于普遍秩序之建构的内在精神需求了：唯有中原能够提供普遍秩序所需的精神内核，唯有草原能够提供普遍秩序所需的担纲者。
到魏孝文帝登基时，北魏帝国已历大半个世纪，其二元帝国的制度建设已颇有气象。但是皇帝仍然受制于两种贵族、豪族：一是鲜卑军事贵族，八部大人对皇帝的意志始终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一是中原的豪族，他们维持坞堡经济，隐匿户口，逃避租调徭役，令国家的税基不足，中央财政力量不大，这反过来使得皇帝更加依赖鲜卑军事贵族。
于是，魏孝文帝统治前期推行了均田制与三长制的改革（实际上此时孝文帝仍未亲政，是在文明冯太后的主持下完成改革）。依照均田令，成丁皆依规定亩数受田，至年老方归还国家，受田者有完成租庸调三种赋役的责任。由于连年战乱，地广人稀，国家有足够的田可授；而受田者会被从豪族的庇佑下吸引出来，成为自耕农，扩大国家的税基。为了均田制的运转更加有效，又设立三长制，规定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三长的职责就是检查户口，征发租庸调。北魏以国家能够主导的三长制取代豪族主导的宗主督护制，基层政权也逐渐为国家所掌控。同时，整顿吏治，对官吏进行考核，规定其俸禄由国家统一筹集支付，不许自筹。如此，又使得官僚体系逐渐也进入皇权的控制范围内。这一系列的政策，强化了朝廷的财政能力，又以在财政上依附于朝廷的官僚体系为工具，强化了朝廷中央集权的能力，皇帝可以开始尝试摆脱军事贵族的制约。
在孝文帝亲政之后，他在第一次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改革，就是从平城迁都洛阳，并规定随迁的鲜卑人说汉语，着汉服，改汉姓，与汉人通婚。这一系列改革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北魏在事实上开始放弃了二元帝国的政治架构。 北魏皇权太轻易地抛弃了鲜卑军事贵族，而未能设计出一种更好的对其进行财政赎买的政策，于是丧失了帝国的内在均衡；这样一种政策要到辽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后文会再详叙。未获得自觉的二元帝国又蜕化为一元帝国，北魏因此自毁长城，在孝文帝身后不久便陷入严重内乱，最终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2.宇文泰混一胡汉
作为对北魏汉化的一个反动，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的主事者竞相开始了再鲜卑化的运动，着力恢复鲜卑语、鲜卑姓等，以便确保核心的鲜卑军事力量支持自己。两国彼此之间征战不休，东魏、北齐地处关东富庶之地，其人口地利远非西魏、北周可比，后者渐渐不支。这种情况下，东魏主事者高欢没有融合胡汉的迫切需求，他所应用的军事力量，主要还是鲜卑的草原骑兵。西魏主事者宇文泰则不得不另辟蹊径，由于其人口总量太小，必须把汉人以某种方式组织和动员起来，而这种组织和动员又不能与既有的鲜卑军制相冲突。所以，陈寅恪先生提出，宇文泰“唯有于随顺此鲜卑反动潮流大势之下，别采取一系统之汉族文化，以笼络其部下之汉族，而是种汉化又须有以异于高氏治下洛阳邺都及萧氏治下建康江陵承袭之汉魏晋之二系统，此宇文泰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