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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苏绰、卢辩之徒以周官之文比附其鲜卑部落旧制，资其野心利用之理由也”
。于是，在宇文泰治下，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复周礼”的活动，第一次是在王莽改制时。
宇文泰纳苏绰之建议，行“六条诏书”，曰“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对这六条，宇文泰“甚重之，常置诸座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基于六条诏书的理念，宇文泰继续推行均田制，以此比附于《周礼》当中的田制。“在国家、社会的发展阶段与后世相比仍处在未分化状态、祭政合一的社会中产生的《周礼》得以在（华北有大量荒地）这种社会条件下采用。另一方面，对于这个时期的统治者胡族阶层而言，《周礼》的构成和内容都比较原始，因此反而容易接受。” 均田制构成了西魏、北周的基本财政基础，并有机地结合于宇文泰新建的府兵制。
府兵制来源于对北魏旧有军制的改造。在孝文帝迁都之前，北魏六镇的鲜卑军户作为征服者，自视为高贵族群，有着很强的荣誉感，也有着草原部落制之下的那种自由身份；但是孝文帝迁都推行汉化政策之后，鲜卑军户的粗豪习俗反倒成为卑贱的标志，军户沦为贱役一般的存在。这对于习惯于源初自由的部落民军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北魏末年的六镇军人叛乱与此有关。宇文泰在西魏设立了八位柱国大将军，比附于北魏的八部大人制；但由于一些刻意的人事安排，其中只有六柱国实际分别统兵，比附于周官六军之制。 每位柱国下设两位大将军，每位大将军再下设两位开府仪同，共计二十四位开府仪同，组成二十四军，这发展成为府兵制，府兵本身对于部落军制也有继承关系。同时，由汉人贵族率领的乡党部队（乡兵）也被吸收成为府兵来源。府兵制由此成为兼容儒草、包纳胡汉的制度机制，是西魏、北周的立国基础。府兵的身份被设定为皇帝的直属侍卫，军人重新恢复了其荣誉感，并因此而形成了较之东魏、北齐更大的动员力和组织力。
更进一步，宇文泰为了将鲜卑六镇军人与其他胡汉人群融合为一不可分离的集团，除了将他们在物质上置于同一利害环境当中，还需要在精神上使其具有同出一渊源的信仰。故而，宇文泰复称西魏所据的关中之地为汉文化之发源地，不以关东或江南为汉文化的中心所在地。 关中为西周兴起之地，基于关中本位，西魏遂成正朔之所在。而可比附于周礼的均田制、可比附于周官的官制及府兵制，与关中本位更形成了彼此相互契合之关系。
由此，起自北魏末年的内乱，反倒带来了更大的制度创新，走向了真正的混一胡汉。“正是由于这场内乱，才使胡族人民开始从贱民走向自由民，同时它还使得汉人贵族从主体上参与到国政中来，……参与国政的问题还包含了汉人贵族制社会中的政治自由的问题。由此看来，北魏末的内乱正是胡汉民族各自奔向自由的一大潮流。”
最终，以此一富有想象力的混一胡汉之制为基础，北周征服了北齐，一统华北；旋即隋氏代周，又一鼓作气征服了江南的陈朝。这个过程形成了更加复杂且深刻的融合。西魏、北周更多的是进行了制度的综合创新，而非原创性的文化；就文化层面而言，隋唐接续的更多是在北魏和北齐留存的、通过士族家学传承的中原汉魏文化，保存于河西地区的汉魏西晋文化，以及东晋和南朝发展起来的礼制。
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以来，除了西晋的短暂统一，已经连续分裂了近四百年的东亚大陆，重归统一。这次统一的最终稳定结果是大唐帝国，它克服了大汉帝国面对草原帝国时终致天下崩解的军事、安全、财政困境，把胡汉一体化的原则推及至塞外，超越于草原、中原之上，一如唐太宗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草原的视野与武功、中原的精神与财富，整合为一体，胡汉混血的隋唐皇室，终于将起自中原的普遍理想外化为一个庄严恢宏、灿烂夺目的普遍帝国。故陈寅恪先生赞之曰：“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