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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极为鼓励中原传统文化的发展，一时江南衣冠礼乐文风大盛，涌现出《文心雕龙》《昭明太子文选》等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作品与文集，甚至跨海影响到朝鲜、日本。因为南朝在军事上的竞争败于北朝，所以其主战场转移到文化正统之争。以至当时天下军力最强的东魏实际控制人高
欢恨恨地说：“江东复有一吴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南朝文化一时成为东亚世界居主流地位的文化，大量向百济、日本传播。其传播路线主要有三条，即直接从长江口到日本，由华南经台湾沿琉球到日本，以及经由百济到日本。 于是，东亚地区的草原、中原、海洋三重结构的世界，其历史开始呈现为一种总体联动性的发展。即草原、中原关系，发展为秩序的生成线，其载体是起自长城沿线的北朝；中原、海洋关系，则发展成为秩序的传播线，其载体是南朝。南朝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动力向外传播文化，正是因为北方的压力。
五胡乱华之际，大量中原士人被迫南逃避难，江南才得以发展起来；嗣后北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使得南朝不得不在海外进行文化竞争。咨诸历史，可以发现，每一次北族的南侵过程，在中原带来血腥与混乱，同时却也带来江南开发的深入化。中华帝国对于南方的统治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的。普遍理想并不必然钟爱其中原的发明者，而是恍若“自私的基因”，只会选择最有利于让理想本身得以光大的路径。中原涂炭，反令普遍理想得到更大的传播，历史便如此前行。
3.朝廷与帝国的强弱之辨
侯家驹先生发现，在南北朝当中，无论南朝还是北朝，都是出身士族者占官吏总数的比例越高的国家，其国势越强；越向后的朝代，士族在官僚中所占的比例越低。 他推想这或许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基础不是个人，而是家族，所以这一比例越高，表示政府受到强宗大姓的支持越多，以致基础越巩固。尤可进一步推知，出身士族的官僚所占比例越多，意味着帝国越无须分散精力来对付国内的士族力量；相反，士族自身所具备的组织资源，可以为帝国所用，其国势必然强大。但这也意味着皇权越受制于士族，不得伸张；越向后的朝代，士族比例越低，意味着皇权与寒族官僚结盟以抗士族，皇权的伸张越强。但这只是带来强朝廷，却破坏了帝国内部的组织资源，导致弱帝国。
这种说法仍太过粗糙，仔细比对可以发现，“南北朝的历史，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历史；南北朝的竞争，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 。而贵族与官僚的结构性关系，在南北朝有着较大差别。南朝的官员，品、秩不一定对应，这意味着南朝官僚的贵族属性更强，官员的身份并不由其官品决定，而基于其文化士族的身份；北朝的官员，品、秩一体化，这意味着皇权的力量较强，军功贵族已经走在官僚化转型的路上。同样，江东的文化远胜北方，但其学校不如北方之盛，甚至还在五胡十六国时，北方的学校就胜过东晋。 之所以江东文化更盛，在于江东君主起自贵族支持，君弱而臣强，贵族是主要的治国者，文化是贵族的身份识别标志之一，江东对官僚的需求较弱，不太需要国家学校；之所以北方学校更盛，在于北朝君主起自武功，相对于江东而言，属君强而臣弱，君主需要官僚治国，以压制军事贵族的独立性，故而要建国家学校培养人才。北方的法制更胜江东，也是同样的原因。
因此，对于南朝的国家来说，其朝廷能力的强弱与国家能力的强弱，差不多是零和关系，互为代价，根本原因在于整个国家的建制已经贵族化，国家是作为贵族合作的非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