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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为类似冥界的通缉状。于是，绘画并贴上恶鬼的通缉状的这种辟邪方式，在后世便取代了从口中呼唤恶鬼之名的辟邪方式。
例如，敦煌写卷p.2856《发病书》中有写一鬼名「天賊」，其上还绘有其形貌及退治的符咒，文句大概如下（略有修补及校正）：
（子）日病者，鬼名天賊，四頭一足，一如行使，人手說重，五藏不通，水腫大腹，半身不隨，令人暴死。其形厭之，大吉。見去千里外，急急如律。……瀉者作此符吞及門戶上，鬼見病名即去千里。
上述般的描述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见到自己的通缉状之后便迅速遁逃的犯人。可想而知，呼鬼之名的辟邪方法有着这样的观念作为背景。
这样的观念也被《白泽图》采用了。在现存的《白泽图》佚文中，有许多条都言及了包括捕获、使役的辟邪方法，其中大多以呼名的形式表现。换而言之，《白泽图》的诞生与这种呼鬼之名的辟邪观念密切相关。
《九鼎记》或《夏鼎志》的怪异观
如第一部分所述，《白泽图》和《山海经》都有被猜测是衍生自「禹鼎传说」。然而，除此之外，禹鼎传说其实还衍生出了一本名为《九鼎记》的书籍。在《抱朴子》「登涉」中，该书与《白泽图》、《百鬼录》并列，是当时的道士进入深山时的傍身之物，持有它们可使鬼神「自却」。
東晉·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載：「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將軍者，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則論《百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卻。」
另外，在同时代的《搜神记》卷十二中，有两则佚文引自一本名叫《夏鼎志》的书籍。
【1】《夏鼎志》曰：「『罔象』如三歲兒，赤目，黑色，大耳，長臂，赤爪。索縛，則可得食。」
【2】《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此物之自然，無謂鬼神而怪之。
无论是「夏鼎」还是「九鼎」，实际上都是指夏禹所制作的那九个鼎，「记」和「志」都是「记录」的意思。因此，《夏鼎志》和《九鼎记》实际上可能是同一本书。《山海经》起源自禹鼎传说的说法，说不定就是因《夏鼎志》或《九鼎记》与《山海经》混淆了的情况而来。
引文1的「罔象」亦可见于《白泽图》佚文（以下有列），两则佚文颇为相似，由此或许能再次窥见到《夏鼎志》和《白泽图》的关联性。引文2是说挖掘地面而出现的狗、豚、人，分别名为「贾」、「邪」、「聚」。
敦煌写本残卷stein.6261中有与之相似的内容。这一残卷被认为是「白澤精恠圖」的一部分，但就此处而言，这里有可能是引用了《夏鼎志》。
掘地得人，無謂鬼神，名曰取也，出而舉之則消，無傷眾人。
掘地得狗者，名曰耶也，其不害物矣，無謂鬼而恠之。
掘地得豕者，名曰■也。煞之不害物也。無謂鬼神，勿怯也。
其中，特别耐人寻味之处在于认为这些怪异精魅并非鬼神所为，或者其本身不是什么鬼神，而只是自然而现之物的观念。s.6261中同样有着「無謂鬼而恠之」、「無謂鬼神，勿怯也」的文句。同样的观念亦可见于《搜神记》卷十二中的一则故事。
《搜神記》卷十二載：
吳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乃引去故地。去故地，即死。既而參佐問其故，以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內；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傒囊」，引去故地，則死。』無謂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見耳。
上引故事中，「無謂神明而異之」这句可能是诸葛恪所言，也有可能是引自《白泽图》的内容。如先前所见，与此酷似的描述在之前提到过的《夏鼎志》的佚文2和s.6261中也有。
由此可見，《夏鼎志》和《白泽图》应该有着同样的主张——不可思议的事物确实存在，但绝非鬼神或其所为，而只是自然发生的现象，自然而生之物。同样的观念还可见于《史记》。
《史記》卷五十五載：「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
在中国，自古以来都有「老物成精」的观念。年久日深之「物」，其本质为气所乱，便会变化为「精」。《白泽图》和《夏鼎志》认为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因而指出虽然这些精魅会任性地作祟作恶，但没必要像对鬼神或神明般敬畏它们，只要毅然地以适当的方式应对它们就可以了。
《白泽地镜》与「地镜经」
如上所述，南北朝时期的南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志怪篇」中提到了一本名为《白泽地镜》的书。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