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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僵持不下，找到妇女议事会的会长陆瑞云。
陆瑞云觉得她的要求理所当然。「我们要讲道理，不管她从哪里来，不管她现在住不住在村里，她现在是这个村里的人，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理所应当。」她们去这婆家讲道理，先找婆婆，再找丈夫，在对方家里聊了好几次，最终松了口。家里十多亩地，分给了四川媳妇一半。不仅如此，按照他们村规民约的要求，这位女性如果再婚，她的丈夫同样享受村民待遇。
试点进行的七年时间，汤梦君去过长丰十几次，逐渐与村庄里的女人们熟悉。她认为她们都有非常强的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她们中能人非常多，语言表达和思维都是很好的，参与的诉求也是很强烈的」。她们直率，能秉持正义或公道，「只要你给她们一定的教育熏陶，给她们机会」。
袁庆则跟我提起这两年让她印象深刻的两段对话。
一次是去年村里做土地确权。镇上的工作人员过来和村民签协议，有一家是女主人过去签，工作人员一看是女人来的，下意识抛出几个问题：「你是户主吗？你家男人呢？你能说话算话吗？得让你男人来签。」
女主人一下就怒了：「哪个讲不能签？我能做得了主，我做不了主干嘛来这儿。我既然来了，我就能做得了主。我会负法律责任的。」对方意识到自己问得不合适了，连忙跟她道歉，反复跟她强调，自己并不是歧视她，只是担心他们家庭内部没协商好。
还有一次是发生在袁庆自己家里。她十岁的女儿一直跟着母亲进进出出，在性别平等的环境里被熏陶。有一次袁庆的丈夫让袁庆去做饭，女儿就站出来问爸爸：爸爸，现在性别平等，你不能做饭啊？
小女孩的家庭哲学很先进，她说：「家务我可以做，但你们也得做。妈妈做，爸爸也要做，大家一起做。爷爷说自己做饭不好吃，就不做了，但爷爷，你可以学呀！」
星星之火
从2011年秋天到2018年夏天，这个实验在长丰持续了七年。今年五月我们到长丰回访，寻找这个实验的遗产，并与曾参与其中的人聊天，想看看这个实验是如何改变了人。
每一个受访者都多多少少描述过这样的画面——女人们人手一台乡间代步必需的电动车，骑着它们从村道中呼啸而过，去听一些与自己接近的、或者是遥远的知识，去开会议事，结束之后又骑着车呼啸而去，回到田里，继续埋头干她们的活计。
诚实地说，她们生活中的痛苦和琐碎没有任何变化。与过去许多年一样，她们白天站在长丰最常见的水田里、草莓大棚、羊角蜜大棚里劳作，夜晚则照顾孩子老人，将一生献身于家庭。但这几年的实验给了她们一些精神上的自足和丰盈。
在第七期试点结束后，龚存兵从长丰县计生委调任县委宣传部，不再负责这部分工作。但他始终认为那是一段最珍贵的时光，「值得一辈子回忆的五年」。现在再问他当年的事情，他都能记得是几月几号，细节纤毫毕现。
后来还有一次，当时的安徽省卫计委的一位领导问他：做这个事情你的收获是什么？
他愿意把自己一生分为几个泾渭分明的部分：「我这辈子就干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是为计生工作起草文件、写材料，第二件就是用五年时间做了这个项目，影响了一些人。」「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做事是为了升迁，为了证明自己能做什么。我做这件事，就是我想把它做好，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这是我自己的东西。」
采访结束的晚上，他一定要把当时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何瑞安写给他的一封信找给我看，在深夜的县委办公室，他在电脑里翻了半个小时，那是他非常骄傲的、像钻石一样珍视的东西。那封信上何瑞安形容他，「such a great partner」。
执行这个项目的学者汤梦君，是位干脆爽朗的女性。她回答问题时反应迅速，不拖泥带水，用词克制。但提到这八年试点对她的影响，她语气里也有了缓慢和温柔。
「我原来主要做理论研究，没有全身心投入去做一个这样的实践，在长丰是第一次。但只要你真心去做了，你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因为基层真的发生了变化。而且你就觉得，中国乡村那些女性，她们非常有前途、有智慧，在中国基层真的有很多能人。你千万要相信，只要有机会，她们真的有能力提升自己，改变自己。」
但汤梦君同时强调的是，回顾这个项目时我们必须承认——它成功，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处。包括2010年那个时间点，计生工作仍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当时的安徽省政府对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有极大的重视和决心；再往下，合肥市和长丰县政府愿意给钱、给人、给资源；还包括项目实施者龚存兵，个人的热情和能力；甚至另一个偶然的、小的因素是，当时安徽省人口计生委分管性别治理工作的副主任，刚好就是长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