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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往事，「我心里面想，我寻找了半天，原来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啊。」那种念头如冷水浇头，一下子迸发出来，「那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好透彻。」
她也开始在这样的视角上看自己的村子——男人们常常有一种惯性，可以很自然地说出类似「现在已经男女平等了」这样的话，但那些具体的、细碎的、沉默而顽固的细节，仍存在于每个乡村女人的日常生活中。
就在几年前，村里有些家庭，每到逢年过节或者宴客，女人都不上桌。「做饭的是她们，吃饭的又是男人」。这被认为是一种不成文的礼数。袁庆把这个事情拎出来宣讲过几次，2017年又做了一个活动，性别角色互换——让男人做饭，做完了让女人们吃。女人们坐大桌上，男人们坐边上小矮桌。
她拍视频记录这一刻，举着手机问一位村民：叔叔，你今天在这个小桌子上吃饭什么感受？对方有点不好意思，说：还好吧。还有一个人说：「你们终于翻身了！」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到后来，村里有男人开始做饭了。但不多，有那么几个。
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就算是做到了村主任，袁庆也有她自己要面对和牺牲的东西。2016年她刚上任时，一次有领导来视察，她跟着村里的治保主任（一位年长男性）一块去迎接。领导见到他们两人，没问谁是谁，直接一步跨到治保主任面前，握住对方的手：哎呀，主任，你好你好。袁庆手都伸出去了，又收了回来，觉得非常尴尬，只好马上笑了笑。
五月底的某个夜里，我们骑着电动三轮车在村中巡视，怕有人在夜里烧秸秆。袁庆说起作为年轻女性处理村里大小事务的难处，她必须要隐藏一些东西——性格里本能的温柔的、好说话的、和善的特质，她要努力克服这些，转而展现一些无性别的、或者说刻板印象中男性气质的东西，比如彪悍的、雷厉风行的、说一不二的。这些会更好地帮助她工作。
饭桌上性别互换的小实验，大概只算是摇下父权制大树上的一片叶子。但还有些改革，是真正让女性自己从土地上生长出力量。安费塘村里留守女性多，家庭分工一般都是男人去城里打工，女人在家里照顾老人小孩，还要伺候几亩地，辛苦不说，总归是要管男人伸手要钱。
试点的三年，村里开始请人来做技能培训，有五位女性因此考到了家政资格证，在城市里找到高薪工作。那些被老人孩子绊住无法出门的女性，也开始做广泛意义上的女性创业——原来她们种水稻，一亩田一季度最多收入两三百块。后来镇上提倡虾稻共养，田里还是水稻，但田边沟里同时养小龙虾，同样的面积，一亩田能多挣一千多块。
钱的力量是真实、强大的，袁庆见证着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化：「以前女性在家里就是消耗钱，现在她们的收入可以支撑家里的开支，男人的钱可以存起来。这么着，男人就算想发脾气，是不是也要掂量掂量？」
五月底六月初，正是小龙虾上市的季节，路过田边，稻苗青青。在看似不变的辛苦生活中，女人们逐渐开辟出自己微小的、逐渐壮大的领地。
认真的直率的热情的
在安费塘村，我和46岁的村民陶有美聊了一次天。黄昏时分，她刚从田里回来，踢掉胶鞋，擦了把脸，笑着拉我到后院坐。地上一筐新蒜，地里一茬茄子，一树梨树已经结了小小的果子。客厅里坐着她9岁的小儿子和90岁的老公公，丈夫去城里打工，女儿去上大学，她一个人管家。
这几年，陶有美去过村里组织的每一次培训。一般是袁庆在群里通知，她算好时间，骑着电动三轮车开过村道，五分钟就到了村委会。几十个女人，就坐在院子里听，昂着一张张在地里被阳光雕刻过的脸。城里来的老师讲课，陶有美有时候听得懂，比如讲为啥不让女人上桌吃饭，她又赞同，又愤怒。但有时候老师讲一些理论，文绉绉的，她就不懂了，但也没关系，还是每次去。她非常肯定，这件事对自己有益无害。等到男人从城里回来了，她就把培训时听到的事儿告诉他，敲敲他的警钟。
也正是这样一群女性，正成为村庄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主体。在安费塘，女性村民代表占了一半比例。袁庆发现她们身上的一些特质非常可贵，比如公开和直率，敢说真话，抢着发言。原来村里评贫困户，男人们容易碍着面子，稀里糊涂把所有申请人都打上钩。而女人们锱铢必较，会问：这家人的情况我清楚，条件还可以，是不是不该选？
在创新社区的妇女议事会，她们讨论村里的大小事，小的比如婆媳吵架、家长里短，大事比如修路、引自来水。
几年前，她们帮一位从四川远嫁而来又离婚的女性争得了五亩八分地。这位四川媳妇是1990年代嫁到村里，落了户，后来与丈夫离婚，婆家不愿意分地分房给她，她在这里没有亲人、没有依靠，但有权利意识，坚持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半土地，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