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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微观视角里看，在一个县级政府推进政策也不简单。如龚存兵所言，就算是在长丰也不是全县试点，而只选了三个乡镇。三个乡镇里又只有一个做得相对好，因为这个乡的主要执行者，一位副乡长，最能懂龚存兵的理念，且能完全执行。这其实非常珍贵。政策执行过程如漏斗，一层层筛选淘汰。机缘巧合之中，每一层都刚好有想做事、能做事的人，才成就了最后的好局面。
这样的成功也许不易复制。第七周期结束后，专家们曾提出把试点成果在安徽其他地方推广，但正巧遇上国家机构改革，计生系统与卫生系统合并。在繁重的公共卫生管理中，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不再是最重点的工作。另外2015年二孩放开，出生人口性别比也不像之前那样严峻。这项推广也就没有再继续了。
还有一些可以更深入的工作，因为项目结束和龚存兵离任，没有再继续。比如家庭内部的性别角色定位问题。做第七周期项目时，龚存兵意识到，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讲性别平等，最终还是要回到家庭。在第八周期项目时，长丰继续了一些家庭与社区的活动，但似乎不如七周期时那么轰轰烈烈。
特别是在农村，如今依然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只不过有时变体为「男女共同主外，女主内」，这是一种看似温柔但本质残酷的不平等。他认为可以在家庭内部做一些实验，不一定要求男主外或女主外，也可以将男女的社会角色进行互换，或者让男女共同完成同一个社会角色，所谓「一起挣钱一起花」。
文华和龚存兵都对《人物》提到他们的遗憾，这一类试点项目到最后最难的便是——持续性。「说实话，当时我们做项目时轰轰烈烈，感觉会把事情做得很大很大，但到后期项目推进就变得很难了。」他们都呼吁顶层设计，这样才能把在长丰点亮的灯，照亮到更多地方，通过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
但他们也同样认为，至少在这个县城里，这项实验留下来了灿烂的遗产。村规民约不是遥远的文本，而是贴在每户人家墙上的法律。它把农村女性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固定下来。更重要的是它带来的性别视角，它的启蒙与唤醒，深入到基层政府之后的每一次决策中，让性别平等的理念在此深入人心。
五月的夜里，我问龚存兵，回忆那五年，他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的是画面是什么？
他说是一些女孩子们的脸。那些在夏日晚会上演出的才华横溢的、来自长丰独女户家庭的女孩，那些提出让孩子跟自己姓的母亲，那些站起来争取平等选举权的女性村民代表，还有那个坚持要自己给父亲顶棺的女孩，「这是破除了我们几千年的传统，多么勇敢，是非常值得感动的事情。」
她们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所有女性骨子里都厌恶这种不平等，有争取平等的意愿，这种意愿是潜在的、强烈的、可以被激发的，而且激发起来会很强大。也是这种力量，在推动社会性别平等往前走。就像星星之火，我们要鼓励大家，继续往前走，继续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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