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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公厕改革。要求全县对新建公厕一律审查，看看是否符合社会性别平等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男女厕所蹲位要按照1：1.5来设计，没有达到这个比例的不予审批。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旧公厕，也要改造。
这个改革思路来自当时安徽省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他去韩国接受了一次性别平等的培训，回来后便提出在长丰做试点。他们认为公厕不是一件小事，那里面盛满了性别视角——你看到的不是蹲位多少，而是政府怎么去分配公共资源。
政策之外，龚存兵也尝试在教育的源头做一些探索。在一家乡镇幼儿园，他试图培养孩子们的无性别意识——男孩可以踢球，女孩也可以；女孩踢毽子跳绳，男孩也可以，没有某个项目只有男孩或者女孩才能做——他认为，如果只对成年人做性别平等的教育，那么等幼儿们长大了，这种成见依然不会改变。但这个过程并不轻松，最难的是教育教育者，反复去跟这些基层的老师们上课，让他们接受这个理念，并在日常中刻意去引导孩子。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确实看到了一些美好的东西。小女孩的性别意识不强烈，她们愿意去和男孩一起踢足球，她们的勇猛、争抢、好斗，还没有被压制。她们的勇气、担当和竞争意识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被培养。而男孩们也可以跳皮筋，也可以被允许是温柔的、安静的。
孩子们曾被要求在一张长长的画卷中画出自己心目中男性和女性的样子，龚存兵记得，他们的画里男性和女性的形象并不像成年人想象的一样，他们一起做家务，一起劳动。在这个年龄，他们的观念中，还没有那种刻板的定义：爸爸必须干什么，妈妈又必须干什么。
性别问题还在大量的乡村生活细节之中。比如外嫁女儿、离婚女性在宅基地、土地确权等问题上受到歧视，这些都在每个村修改村规民约时给了她们保障。还有一些看似微小却坚固的风俗，比如女孩不能上坟，比如老人去世后必须要有儿子顶棺下葬，女儿不行，如果死者没有儿子，那就相当麻烦，要找家族里其他年轻的男丁。
在创新村有过这样一个例子：父亲去世了，只有两个女儿，村干部就坐在他家里，让女儿去做所有的事情。家族里亲戚们不同意，翻脸了，闹得一塌糊涂，但最后还是做下来了。龚存兵当时跟村干部说：「也许这个做完，一百年都没人做。但就是一个星星之火，一百年后如果有人想做，可以把我们搬出来，我们已经做过了。」
从女孩到主任
关于这个试点是怎么改变了具体的村庄与人，汤梦君建议我去一个叫安费塘的村子，去找女村主任袁庆。傍晚时分，我在小学校舍改造成的村委会门口见到袁庆，她站在晒满小麦的篮球场边，30岁上下，一张柔和的圆脸，眼镜也圆圆的，整个人很斯文。她来招呼我，有一种温和的热情。
村委会墙边画满了性别平等主题的张贴画，颜色已经有些黯了。2016-2018年，联合国在这个村做了第八周期试点。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袁庆从村里的计生专干成了村主任。
汤梦君记得项目刚开始时袁庆的样子：「她很羞涩，我们去村里，她给我们介绍情况，脸涨得很红，结结巴巴的，还不擅于在公众场合说话。」而现在袁庆每天夜里骑着电动三轮在村里巡逻。我们一起走在村道上时，村民们自然地迎上来问事情，喊她「村长」。
走到这一步不容易。袁庆出生在安徽滁州的山村，她出生后，父母想再要个儿子，但又生了个女儿，当时计生政策严格，母亲的第三胎被引产，家里的牛也被牵走了。但奶奶重男轻女思想严重，逼着继续生，家里又欠着债，她父亲无法承受争吵与压力，便自杀了。当时袁庆4岁。
随后母亲改嫁，她被送到大姑家里，读到初中毕业就不让读了。大姑说，女孩总是要嫁人的，读那么多书干嘛？大姑的儿子继续往上读，16岁的她则进了服装厂当学徒，一个月300块工钱。工作没几个月，大姑来要钱，一起的小姐妹都跟她情况差不多，都气不过。她就这么打工，在夜市推荐啤酒，看仓库，稀里糊涂活到二十岁。遇到喜欢的男孩子，想结婚，家里还是大姑做主，要十万彩礼，对方给不起，但袁庆还是想嫁。她说自己从小不被爱，「好不容易遇到个对我好的人。」这很珍贵。
婚礼当天，娘家人都没出现。她自己买了件红旗袍，打着车，从滁州到了长丰，身边只有当时在工厂的几个小姐妹。嫁到安费塘村这个家，婆婆是聋哑人，公公视力障碍，还有年幼的小姑子小叔子，他们夫妻俩是唯一的劳动力。丈夫在外面打工，她在家里边带孩子边做零活，直到村里选她做了计生专干，情况才稍稍好转。
项目开始时，她心里也隐隐被某些东西触动着，但还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她的一项工作就是发现身边不平等的案例，去记录和调解。2017年的某天，她写着案例，突然联想起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