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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性别平等，大家都很懵、很困惑，有人说：「这个太抽象了，不好落实啊！」还有人问：这个和之前的「关爱女孩」项目有什么区别？很多男性干部一开始不太能认识到性别不平等，谈到这个话题，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钱都给我老婆，我老婆比我地位高呀！」
因此学者们设计了一些参与性的课程，不是对着课本讲理论，而是从生活中很小的话题讲起，让他们明白性别平等这个事情离自己很近，身边每天都在发生。比如，为什么大家给男孩起名都喜欢用雄、伟，而女孩的名字都是丽、美？再比如，你给儿子玩什么玩具？给女儿玩什么玩具？是皮球还是洋娃娃？你心目中的男孩和女孩是什么样子的？
课讲得多了，慢慢触动就有了。龚存兵下了课就开始思考：为什么公交车上的扶手高度都是为男性设计的？女性要是个子不高的话够不着，为什么男性标准会成为社会的标准？
他意识到自己的观念正在变化。他开始觉得原来自己做关爱女孩项目，理念上是有问题的——「我们提出关爱女孩，其实是不准确的，关爱是对弱势群体的，但是女性并不是社会特殊群体。她们需要的不是关爱，而是平等。」
也是在那时，他的个人生活也经历了一次挑战——他的妻子当时正在一个三万多居民的社区做书记。他亲眼目睹妻子的辛苦，她的能力，她做事情不比任何男性差。但也因为忙碌，她不能照顾家庭。支持与抱怨，两种情感在他内心作战。
这种切身感受也让他更理解，女性要真正闯出一番天地，要经历多少艰难。「我们对女性的认识，第一就是你是不是会影响到家里。凭什么女性干工作会影响到家，男性干工作却不会有人这么觉得？还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在作怪。第二，很多人觉得你女性再干又能干到怎么样呢？这又牵扯到男女发展机会是不是平等。」
想清楚这些，他觉得眼前豁然开朗：「哦，这个项目的空间太大了，能做的东西太多了，但我们要撇开两非，撇开性别比，撇开这些浅薄的事情。男孩出生偏高是社会性别不平等造成的，我们要找到社会性别不平等最根本的问题，去突破它、碰撞它、调整它。」
他的想法与人口专家的想法不谋而合。汤梦君在当时的一份报告里建议安徽省，不要用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结果来考核这个项目——而是应该更多考察各部门是否出台了社会性别平等政策，是柔性的，「从治标转为治本」，这也为改革和探索留下更大的自由空间。
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14年的「姓氏革命」。2014年，长丰县在下塘镇、左店乡、朱巷镇等乡镇试点，倡导新生儿可以随父姓，随母姓，或者父母双姓。其中对随母姓的给予1000元奖励（其中有一个乡镇是男孩随母姓奖1000元，女孩随母姓奖800元）。
当时这个政策的目的不在于让多少家庭真的这样做，而是为了让家庭有讨论的过程。龚存兵说：「让新生儿随谁姓的问题上，有一个平等协商和讨论的过程，从而淡化父姓意识，从根本上解决男孩偏好问题。」
这不是一时冲动做出来的决定。汤梦君说，当时学界已经对男孩偏好有过很多研究。男孩偏好的根源是家族传承，传承的标志就是姓氏。学者们普遍认为，提倡随母姓，对改善男孩偏好是有用的。但之前这只是一个理论共识，并未付诸实践。
而长丰当时具有实践的条件：整个决策集体是支持这项改革的，且这个项目的灵魂人物龚存兵真正想干这件事。在基层做事，这两点很重要，汤梦君说：「如果他想干这件事，他又有推动力，那就是可以非常快推进下去的。」
在当年，这样一个政策出台，也仿佛一枚核弹投入舆论场。一家媒体用《子随母姓奖励一千元》的标题报道此事后，上百家媒体的采访电话打过来。法新社做了报道，联合国人口基金总部也发邮件到北京询问······大家都没见过这阵仗，县委书记紧张，龚存兵也紧张，「很担心，感觉这不得了，怎么搞啊」。当时国家计生委正好有工作人员在安徽，安慰他们：「不要怕，让他们讨论。」
龚存兵后来在央视的采访中解释了自己的想法：这个政策并非让孩子都随母姓，这跟让所有孩子都随父姓并无区别，只不过，有了这个政策，会激发家庭内部的讨论，政策倡导的正是这个讨论过程，这本身就是观念的解放。另外，正因为姓氏牵扯到每个家庭，牵扯到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才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这正好证明他们选对了，触到了根本。
姓氏革命推行不久，同年12月，国家对《婚姻法》调整，原来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随母姓，但后来又增加了一条，「可以随父母以外的姓」。长丰的姓氏革命，也被评选为那一年的「中国性别平等十大新闻事件」之一。
比姓氏革命还早一些，在试点刚开始的2012年，长丰就在县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