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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分地？这时候人们的回答就会不一样了。
2011年，当时的国家计生委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开始在长丰做一个性别平等的试点项目，修订村规民约就是这个试点的一部分。创新村那个午后偶然发生的争执与对话，女性的「向前一步」，触动了在场的很多人，至今仍在亲历者的记忆里熠熠闪光。
我们的女儿到底多优秀
当天会场第一排还坐着一个人，他没有上台发言，但感触跟文华一样深。时隔七年，他还能回忆起现场发生的一切，声音、画面、气味，纤毫毕现。他是这个实验在当地的主要执行者，时任长丰县计生委副主任的龚存兵。
在长丰，每当提起龚存兵，大家都愿意评价几句。他不喝酒，身材清瘦，写得一手好字。因为会表达，口才好，常常四处去讲课。听过他课的村干部们都不吝惜赞美，认为他有文化，思想超前，有人格魅力。
但在那时，这位计生干部还正为工作发愁。2010年前后，正是我国出生人口性别失调最严重的阶段，而安徽则是情况最严峻的省份之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安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了128：100——也就意味着每128个男孩儿出生，才有100个女孩儿出生，这个数据远超正常值。
有人口专家认为，当时我国民众的生育意愿下降，依然存在的男孩偏好，加上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流产技术的发展，共同造成了这个局面。
联合国项目开始前，龚存兵已经在长丰做了一系列改革，这算是某种意义上的穷则思变——2010年，长丰县出生二孩的性别比高达172：100。而当时的计生工作，涉及到考核和升迁——为了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当时的国家人口计生委，把出生人口性别比作为各级政府单项考核的硬性指标。
龚存兵是老计生干部了，1992年就开始在乡镇计生办工作，3年后调到长丰县计生委。他成天琢磨：为什么出生性别比降不下来？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
那时候他还没有任何社会性别平等的意识，更多是靠本能和直觉——「工作很难做，感觉到女孩地位很低，是不是可以给女孩抬高抬高地位？也许这样大家就愿意生女孩了。」因此，当时长丰计生系统的工作重点有二，一个是全国都在做的打击「两非」；一个是长丰根据当地情况做的关爱女孩项目。
所谓「两非」，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法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这个词已很少在当代词典中出现，但过去许多年，打击「两非」始终是计生系统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在龚存兵看来，抓「两非」终究只是治表，是打急救针——抓得紧了，数据确实会降下来，会好看，但治不了根，一旦松懈就会很快反弹。
他更看重的是关爱女孩的政策，就带着计生委几个人，设计了一整套的方案。长丰那时还是贫困县，但还是花了上百万在县城公园立起了关爱女孩的雕塑。他们给农村独女户、两女户的父母办养老保险。每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县里都给助学金。每年夏天县里都会做一台晚会，让所有独女户、两女户家庭里上了大学的孩子参加，自编自导自演，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女儿到底多优秀。
2014年1月，北京，龚存兵在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七周期生殖健康/人口与发展子项目的研讨会上发言，介绍长丰的情况与经验 图源受访者
这套制度里有一条现在看来很激进——全县所有独女户、两女户家庭的女儿，中考都加十分。十分是什么概念？「比如长丰一中，差一分，甚至都上万块。加一分可能你就进了长丰一中，但你一分加上去，有可能让别的男孩下来了。」这个政策实行了几年，有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政策初衷应该是让男女站在同一起跑线，但加分造成了新的不公平，所以后来就取消了。但这种直接给利益的政策，足可见主政者的决心。
恰逢国家计生委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做的性别平等项目，正在全国寻找试点县。这个项目的执行者、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汤梦君向《人物》说起这场实验的源起——那时国家层面其实已经有「关爱女孩」活动，只不过还强调的是政府该怎么做，「你总还是觉得少了什么，比如源自基层和草根的自发力量，比如女性作为主体的一种声音，这是比较缺失的」。那时已经有几位中央党校的学者在河南登封做了一个民间实验，在村庄里修订村规民约，在最基层的制度里给女性地位，实验被认为是成功的，对村庄观念有巨大的革新。
汤梦君与她的同伴们也想着，能不能在村庄里实实在在做些事，看看会不会有变化，民间能生长出什么样的力量。在寻找的过程中，安徽省推荐了长丰，它最终入选，成为全国三个试点县之一。
不是倡导跟母亲姓，而是倡导讨论
实验并不容易。汤梦君记得，他们刚开始给官员们上课，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