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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到了，春天也不会有远。春天在一片寒意中到来，这本该是冰河解冻万物复苏的好季节，但此时王梓站在梓酒作外殊无笑意。
看着远方大地之上的一片灰黑和此起彼伏的人头，王梓深深的道：“二月，仲春卯月。卯，冒也，万物冒地而出，为生发之大象，代表着生机茂发。
现在阳气本该自地底而出，本该春雷乍动、本该是雨润无声、本该万物生机盎然，本该由此春耕。
但是一个冬天几无雨雪，眼看着这些百姓跪地求雨，谁又能无动于衷？”
熙宁六年的冬天非常残酷的没有一场像样的雨雪，春天里本该是绿油油的麦田大多是一片枯黄。
二月正是天气由寒转暖、万物复苏、农事开始之际，却没有一个节日。唐德宗觉得不妥，问于宰相李泌，李泌建议定下中和节。
在中和节，皇帝要赐宴群臣，并赐给他们刀、尺，表示裁度：百官要献农书，表示务本；民间要用青色的袋子装着谷物及瓜果种粒，互相赠送亲友；村社居民要酿制宜春酒来祭祀勾芒，以祈祷丰收。
如今皇宫和朝廷都吵成了一片，谁也没有心思邀请宾客。只有百姓凑着家中残物出来祭祀，以求天降甘霖。
周侗跟着王梓的眼中也是泪光隐现，道：“活了这么多年，大灾之后的饥荒也见过几次。没有吃食的百姓啃老树皮吃观音土，就像蝗虫过境一样。
但百姓的胃口可比蝗虫大多了，无数的百姓卖儿卖女。在不知道的角落里，甚至有吃人者，真是惨不忍睹，实不愿提起。
可眼见着旱灾再度到来，朝廷的诸公仍然为新法争执不断，难道他们就没想如何赈灾吗？”
王梓忧心忡忡的道：“朝中自然有操心赈灾的人，只是朝中因天灾而攻击新法，新党之人竭力反击。是以现在朝中想的不是赈灾，而且变法之争，这就是党争之祸呀！”
周侗凝眉道：“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王梓叹道：“暂停酿酒，将我们这个冬天收购的大米以百二十文一斗的价钱在汴京抛售五十万石，每人限购一石。
剩余的五十万石粮食马上运往灾情最为严重的河北地区，以一百五十文的价钱出售，每人限购一斗！”
张九章在一旁道：“这样一来，恐怕会得罪不少粮商，他们在汴京的价钱是百五十文一斗，在河北恐怕都长到两三百文一斗了吧？”
王梓轻哼道：“国难之财不可发，就算是得罪所有人，也决不能让汴京和河北的百姓吃不上饭！大米就在新建的市易坊售卖，为这份苍凉添一份生存的希望！
一些无良米商确实可恨，怪不得朝廷要行市易法均输法让商人交免行钱。实在是商人有时候太过分，什么钱都想挣！
朝廷的常平仓粮食虽然借贷出去大半，但广惠仓的粮食还分文未动。只要朝廷出手，汴京的米价随时可以压制在一百文左右。”
张九章问道：“那朝廷什么时候出手？”
王梓扭身道：“快了！”
王梓继续上前步行，走到了一个跪在地上的青年身旁道：“郑兄，今年冬天，我耗尽家财得一百万石大米。如今，我要全部卖出去！”
郑姓青年的眼中满是痛苦的泪水，哭泣道：“当年王相公任职江宁时以我有才，对我多加照顾，甚至派学生杨冀专门陪我读书。
受王相公悉心栽培，当年我金榜题名得中进士。朝廷授将作郎、秘书省校书郎。
王相公受命变法，我为光州司法参军。凡光州所有大小案件，一经我审结上报，王相公全部按照我的要求给予批复。
我心中大为感激，将王相公视为知己和伯乐，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竭智尽忠，以报答王相公的知遇之恩。
可随着新法的开展，我心中就愈加矛盾。去年王相公让我参加新法选任考试，想我留在汴京相助变法事宜。
我明言王相公对王相公推行的青苗、募役、保甲、市易这几桩事保留意见，引起王相公不满，从而成了安上门的监门。
虽然如此，我仍然屡屡写信苦劝王相公。但是王相已然不听人言，百姓如此，我实不能忍。
王郎可为百姓倾家荡产买粮食，我又何惧豁出去一番前程告御状！
等到回去之后，我就绘制从光州而来所见的流民图，一定要让中书知道天下百姓身处水火，新法就暂且一收吧！”
王梓大为敬佩的道：“郑监门果然有一副忠肝义胆，只是郑监门位卑职小，想要将流民图传到中书恐怕不易吧？”
郑侠沉吟了一下道：“很有可能被拒收，那该如何是好？”
看着郑侠发愁，王梓出主意道：“除非将流民图放入急脚递，如此陛下必然会看到！只是这样一来，郑兄恐怕真要受罪了……”
郑侠昂然道：“只要能够解天下万民于水火，我个人受点罪又算得了什么！”
王梓点头赞道：“郑兄一片拳拳爱国忧民之心，足以感天动地！”
郑侠很快回到了安上门，王梓分道扬镳来到了市易坊准备售卖大米。
吕升卿很快闻讯赶来，道：“君生，我刚才听说你要将我们收购的大米低价卖掉是不是？”
王梓点头道：“如今汴京百姓食不果腹，而朝廷仍然没有开仓放粮的意思。作为大宋的读书人，我不忍见百姓如此困顿，是以必须卖粮！”
吕升卿急道：“我们费尽心机将粮食收购倒汴京，就是想着卖的。但是别人一斗都卖一百五十文以上，我们卖一百二十文，实在是赔本买卖呀！”
王梓皱眉道：“吕大人，我们是朝廷命官，不是锱铢必较的商人！”
吕升卿仍然道：“可我们不赚钱别人也赚呀？”
王梓不耐的道：“吕兄禁言，我们不是别人。我等身受国恩，自当报国。而且就算是一百二十文，每斗我们依然可以赚二十文。
一百万石虽然只能赚十万贯钱，每人不过几万贯，但却为我们下步的生意打出了名头。
当汴京的五十万百姓受到了我们的恩惠，那么我们的生意还会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