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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政策”，这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放开经济，鼓励外国资本和当地非马来人资本的投入，以弥补政府因财政窘迫而大幅度减少的支出。与此同时，随着1990年原定新经济政策最终期限的来临，政府也在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方面逐步恢复与非马来族群协商的做法。于是，在1988年12月，成立了一个来自各族群的、有150名成员组成的庞大机构，这就是“国家经济咨询董事会”(theNationalEconoECC)。这个咨询机构，后来在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马华公会也正是利用这一机构，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增长战略构想，其所提出来的蓝图强调，新的国家发展政策的制定，最首要的是要建立在各族群“一致意见”的基础之上。
五、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在“小开明”的政策氛围下，早已涉足国内政坛的华人民间社团也在开始思考新的对策，于是出现了“施压”和“协商”两派的重大分歧，结果，受执政党马华公会支持的协商派在大气候下获得了华团的多数认同。这时国内族群政治的大气候是，一直以来在巫统支配下的国家政府内，由独立后一个时期内马来人与华人等非马来人的族群协商，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协商之路的基本被关闭，再到国家发展政策时期协商机制的重新被开启。在这种背景下，国阵政府对华团释放的最大善意就是在1991年10月17日，社团注册官终于签发了申请达10年之久的“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的注册准证。这个组织被认为是马来西亚华人民间的最高领导机构，其总会长一职则标志着华裔族群的最高民间领袖。首次民主选举的结果，代表协商一派的林玉静当选，算是顺应了当时国内基本的政治潮流，也可以看做是华裔族群对“小开明”政策的某种善意回应。就其所倡导的“协商”立场，总会长林玉静在接受专访时说出了如下颇耐人寻味的话：“如果压力能解决问题，马共头子陈平早已经当了总理。”“出卖华人利益？华人究竟还有什么可以出卖？”“近路走不到，多走两步，远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则针对“华人究竟还有什么可以出卖？”一句话，明确否定其背后的哲学与态度，认为，如果华人要在“2020宏愿”下享有平等及公平，就必须摒弃这种态度。但他却为这句话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这必然意味着大马的华人，在独立35年来，已失去了他们所有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宗教和公民权。
六、政府对华人发展族群教育的“宽容”
自马来亚独立以来，华人的文化教育在巫统政府坚持推行马来化政策的阴影下，发展得极为艰难，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方面饱尝种族固打制之苦。国家发展政策实施以后，国阵政府的某种宽容立场，终于对华裔族群起到了纾难解困的作用。虽然固打制在国立高等院校中仍在继续坚持，但允许各类私立大专院校的成立，确实极大地缓解了华人子弟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的不公平待遇。为满足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马来西亚私立院校的最早成立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私立院校作为解决固打制下非土著族群子弟接受高等教育难的重要手段，才得到了政府更多的承认。到1997年，政府已在全国批准了约335家私立院校。与此同时，政府还允许这些私立院校与国外大学进行各种模式的合作办学，从而使学生在大大节省教育费用的情况下，在国内就可以获得国外教育文凭。据有关研究，在这些私立院校注册的学生中，有约80%至95%为华裔学生。可见，这一“宽容”政策下受惠的主要是马来西亚华人。
《1996年私立高等教育设施法令》（PrivateHigherEducationalInstitutionAct1996，又译为《1996年私立大专法令》）的颁布，更是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私立大学的建立，如电信大学(Telecoy)，及其后的国能大学(TenagaNationalUniversity)、国油工艺大学(PetronasUniversityofTechnology)、多媒体电讯大学(UniversityMultiionalandCoy)、马来西亚科学技术大学(yofScienceandTechnology)等。
在第六个马来西亚计划期间（1991-1995年），政府对华校的拨款也有显著增加。以马华公会创办的拉曼学院为例，与第五个马来西亚计划相比，增加了10倍，即由RM2000000增加到RM20000000。20世纪90年代中期，拉曼学院扩大了在吉隆坡的校园，在槟城和柔佛建了分校。政府还拨款RM5000000支持马华公会旨在帮助在校生，尤其是华人新村在校生的Langkawi项目（theLangkawiPro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