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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语看做是同化政策的一部分的话（当然应该这样认为），一定的同化含义还是存在的。直接向国家认同，而不是通过向马来人认同即马来化来达致国家认同，对于华人而言还是容易接受的。所以，有西方学者讲：“在马来西亚，族群冲突，并不是完全出于经济不平衡或政治敌对，也与保存和强加的族群身份之间的斗争有关——土著族群的马来人想把他们的文化和价值强加于国家，非马来人则决心保存他们特有的文化身份。”
二、新马来人（yuBaru）与新华人多元文化主义的“马来西亚族”概念的提出，对于马来人而言，等于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这就是如何认识“马来族”
(Bangsayu)与“马来西亚族”的关系？根据Mahathir的解释，“马来西亚族”这个概念无意取代任何一个族群，即“不会放弃人们的文化、宗教或语言”，而是在承认多元族群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将他们按照国家认同予以整合，所以，马来人无需担心本民族会由于这一新概念的提出而被取代。因此，马来人知识分子又提出了一个“新马来人”(MaleyuBaru)的概念。他们认为，这个新马来人应该具备五大特质：务实(Pragmatis)、进取(Agresif、竞争力(Kompetitif)、敏锐(Sensitif)和创新(Inovatif)。1993年巫统党选，少壮派的安华与一批“宏愿”队伍登上了马来西亚的政治舞台。
“当时安华高举‘新马来人’的旗帜，气贯长虹”华人社会亦不甘寂寞，先是由马华公会会长林良实提出“塑造最优秀的华裔”，然后有雪兰莪吉隆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颜清文附之以“塑造新华人”
“新华人”概念亦呼之而出。
三、“我们都是一家人”与“GongXiRaya”
20世纪90年代，在国阵政府“小开明”政策和“2020宏愿”的感召下，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一改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紧张局面，变得似乎很融洽，这期间，一度被Mahathir确定为接班人的副首相AnwarIbrahim(安华)的表现异乎寻常地突出，他以毛笔书写的华文字幅“我们都是一家人”，经媒体大肆渲染，成了当时华巫两族和睦关系的象征。Anwar还提倡伊斯兰与儒家的文明对话，在一些研究会开幕式上用华语引用《论语》、《孟子》等中华文化经典，并对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推崇备至。首相Mahathir也肯定华人对马来西亚经济的贡献，亲笔题写“忍”字，并饶有兴致地观看华人的舞狮表演，其他官员则仿而效之，学毛笔书写华文。所有这一切，确是前所未有的。碰巧的是，1995年至1997年，穆斯林新年与华人新年也罕见地遇到了一起，共同的喜庆气氛，成就了“GongXiRaya”这个华巫混合词，即这是华文的“恭喜发财”与马来文的HariRaya(开斋节，也带有祝贺节日的意思)两个词组合而成的。
这个新造的词，生动地表现了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特征，也可以看成是20世纪90年代大马文化宽容主义的杰作。巫统政府为了建立和谐的族群关系，鼓励文明对话活动，在1995年3月召开的第一个文明对话大会，就是以伊斯兰与儒家文明的对话为主题的。
1997年，马来亚大学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文明对话中心”(theCentreforCivilizationalDialogue)。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控制的大众媒体中，华语节目也获得了更多的展现机会。在相对和谐的气氛中，政府还取消了长期针对华人舞狮的禁令。事情的缘起是，1979年，内政部长曾表示，华人舞狮没有本地色彩，若是改成舞虎，就有可能被接纳入国家文化。巫统政府的这一态度，不仅引起了华人的愤慨，更刺激了原本已处于衰落之势的华人舞狮活动的发展。对此，董总负责人之一的胡万铎曾讲道：“舞狮本来已开始在本国‘衰退’。但当时的内政部长丹斯里加沙里却批评舞狮不合国情，认为应改为舞虎，这句话引起华社哗然，并引为民族耻辱，激发起抗拒及自我振作之心。”结果，根据马来西亚龙狮总会的报告，仅在1990年当年，马来西亚就有多达3000个舞狮组织。据说一位舞狮团负责人还曾讲道，华人舞狮会被纳入国家文化，因为，他们舞的是狮而不是龙，龙才是中国的象征。这番话表明了，马来西亚华人可以接受政治上的去中国化，但却不会接受文化上的去华人化，以及针对政府的文化霸权主义政策既抗拒而又妥协的复杂心态。
四、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1985年和1986年，马来西亚经历了独立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1985年经济出现-1%的增长率），公共和私人投资的减少，迫使巫统支配的国阵政府为恢复经济增长，不得不调整实施了长达十几年的“新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