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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产品橡胶在国际市场上已供大于求，胶价下跌。1921年，英国政府又颁布了《史蒂文生限制条例》(StevensonScheme)，将马来亚橡胶产量在1922年至1928年间压低到了1919年至1920年的60%。尤其是1926年胶价再跌后便迎来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到来。结果，造成了马来亚的大量失业。1928年颁布了第一个《移民限制法令》，其目的就是防止失业，减少经济不幸．提高公共利益。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当失业真的大批来临的时候，又颁布了《外侨法令》（1933年），其目的除了控制移民数量外，还包括政治性的，正如华人事务部大臣所言：“过去确有外侨企图散布颠覆性政治思想，未来只要有可能，我们希望保护自己不被这种危险伤害。”法令的颁布，遏制了移民势头，也相应地减轻了马来人的心理焦虑。
在马来亚殖民地，开采锡矿和开辟种植园需占用大量土地资源，从而与马来人争夺其赖以生存的土地，若任其发展，就会违背殖民统治者维持马来农民现状的意愿，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最终也有动摇其与马来上层的政治联盟之虞。马来人保留地法令就是在此背景下出台的。1913年，马来联邦通过立法制定了首个《马来保留地法令》，在其序言中，明确表示：“马来联邦的统治者及其顾问官们一致感觉到，除非站在他们的利益上做出决断，马来yeoman-peasantry就会绝迹。”法令授权驻扎官划出特定地块为马来人专有地（主要用于种植水稻）。不过，1913年法令并未有效遏制马来人的土地流失。20世纪30年代，土地流失到华人等移民手中还加重了殖民统治者和马来上层政治上的担忧。就在这一年，吉兰丹州自行制定了《1930年马来土地保留法令》(Thement，1930)。法令规定：苏丹有权宣布“任何区域的土地为马来人保留地”，并有权改变其疆界，“任何土地，不管是州属土地，还是拥有永久或临时所有权的土地，都可以被宣布为马来保留地。”
1933年12月15日，英国殖民政府也重新制定了一部新的保留地法令(thement)，并于1936年对法令再次做了修改。
第3条第一款：州务大臣(MenteriBesar)经州统治者同意，可以登报宣布州内任何一块土地为马来人保留地。
第4条第一款：州务大臣经州统治者同意，可在任何时间，登报改变马来保留地的边界或疆域，或撤销任何全部或部分马来保留地的声明，或将任何未包括在内的土地宣布为马来保留地。
第5条：任何州属土地、森林保留地、为公共目的保留的土地以及已分配土地，都可以宣布为马来保留地。
第7条：被宣布为马来保留地的州属土地，不得卖、租、或以其他方式处置给任何非马来人。
尽管新法令同样未能有效制止土地流动，但在为马来人保留土地和阻止华人（小自耕农）获得土地方面，却起到了基本有效的作用。与此同时，由于殖民地经济要发展，自然不可能限制包括英国人和华人在内的资本家获得其所需土地，所以，在执行过程中，就出现许多变通方式，使得本来是马来人的保留地，反而成了专门为资产阶级尤其是英国资产阶级而保留的土地，所以，到1938年，马来联邦的转让土地中，包括英国人在内的欧洲人拥有高达43%以上，马来人拥有27%，华人和印度人合计仅为23%。当时，马来人保留地措施之所以能得以顺利贯彻执行，以及马来人之所以能被固着在土地上，与大量未占用土地和现成移民劳工的存在有很大关系。
英国殖民政府所实行的所谓“亲马来人”政策，由于带有明显的族群关照，即主要出于关照马来人尤其是其上层的利益，而对以华人为主的移民族群则加以种种遏制，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全面经济社会危机的背景下，便极大地加大了马来人与华人族群的两极分化和对立，而使得马来亚的族群问题首次变得凸显出来。“20世纪3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以基于种族意识、种族认同而出现族群分化为特征的时代。所谓的‘亲马来人’政策造就了‘他们和我们’意识，由此而导致了该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类意识’。”
同时，随着华人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随着马来亚的政治传统逐渐被现代民主政治取代，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华人族群作为潜在的政治力量却愈来愈显示其重要性，他们的社会要求和利益不仅与经济有关，也愈来愈在社会政治领域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当马来人愈来愈意识到经济上所处的劣势，华人愈来愈觉得政治上的无权境地，并且都试图改变这一现状的时候，族群问题不仅凸现出来，还成了影响马来西亚政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不过，正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华人族群的政治觉醒却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与此同时，只要英国殖民统治者与包括移民等广大殖民地人民的关系尚为马来亚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关系的情况下，，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尚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时候，马来亚的族群关系还不会构成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因素，族群问题因之也不会上升为突出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