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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man也常常强调马来亚，马来西亚是由多元族群构成的这一客观现实，也常常强调他代表国家利益而不仅仅是马来人的利益，因此被指责倾向华人，出卖马来人，然而，事件发生后，他还是把责任推给了马来亚**和华人私会党。马来西亚的政治之所以被称之为族群政治，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国家领袖在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本族群利益和要求的狭隘立场，这不仅是出于他们个人的政治观点和立场，更主要的是他们承受着来自本族群的压力。实际上，巫统的领袖们当时就面临着党内右翼民族主义者的巨大压力。
对骚乱事件做出正式反思的是全国行动委员会于1969年10月9日提出的有关报告。关于其原因，报告也谈到了马来亚**和华人私会党的问题，但同时也指出了其他方面的因素，如马来人与非马来人在宪法解释上的分歧、移民族群对宪法有关马来人特权等规定的不满、竞选运动中执政党和反对党对种族情绪的激化以及反对党在胜利游行中所表现出来的种族侮辱和威胁行为等。不过，后来又逐渐认识到更为根本的原因是马来人的经济地位相对低下及其不满情绪，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种族分化和敌意”。这些政治上的反思，仍然是马来人领袖主要站在本族群的立场上做出的，它缺乏理解他族群地位和要求及其感受的公平视角。实质上，对于1969年“五一三”事件之发生，自英国殖民统治以来，一直徘徊在马来亚，马来西亚政坛的民族歧视问题是难辞其咎的：独立前是殖民主义的民族歧视，马来人也是受歧视者之一，独立后则是马来民族主义的民族歧视，华人在这两种歧视下都是最大的牺牲品。
发生了“五一三”事件后，马来西亚华人不仅承受了最大的牺牲，其社会地位也在很长时期内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马来人领袖则借助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支配了整个善后过程，以及有关马来西亚未来发展的一系列的重大安排。由于事件的发生，证明马来西亚的族群团结出了问题，所以，一系列重大的善后工作主要就是围绕着如何维护和巩固族群团结这一目标进行的，当然，其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巩固安定的社会局面，至于其善后政策的理论出发点，则是马来人领袖对于事件原因的上述剖析。
以下这些有重要影响作用的决策都是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1969年5月14日至1971年2月23日）下制定和实施的。
第一，成立国家团结机构。
国家行动委员会和新内阁组成后，尽管国家仍处于“紧急状态”时期，但是，“五一三”事件之后实行的一些重大措施，还需要广泛听取民意，尤其是各族群的民意。于是，以Tunku为主席的国民亲善委员会(NationalGoodwillCouncils)于1969年7月成立，其目的是推动马来人与华人之间开展对话，以达成谅解，并在马来西亚各地设有分支委员会。1970年1月，又成立了国民团结局(theDepartmentofNationalUnity)和国民顾问委员会(theNationalConsultativeCouncil)两个政府机构。后者几乎扮演了临时国会的角色，其作用是“为族际合作和社会整合制定积极实用的指导原则，以推动马来西亚的国民认同。”所以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其成员包括国民行动委员会的各部长，亦有来自各州、各政党、沙巴、砂拉越、宗教团体、职业机构、公共服务部门、工会、雇主协会、媒体、教师、少数群体等的代表，以期在一些重大决策上，通过这些代表来达成广泛的一致(muafakat)。
第二，打击并控制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势力。
1969年种族骚乱发生之际，正值巫统内部权力之争变得严重之时。当时，TunkuAbdulRahman的统治地位已面临挑战，骚乱发生后，他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原因是骚乱的发生，使党内一些激进分子和社会上的马来民族主义分子觉得更加有机可乘，所以就公开向他发难，要求他辞职，理由是他持多元族群立场。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乃是后来亦成为马来西亚内阁总理的Dr.MahathirbinMohamad，当时他是一位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者，并已是巫统最高委员会成员，但在1969年大选中作为候选人竞选失败。1969年6月18日，他给Tunku写信，指责他偏袒华人，要求他辞去总理职位。这封信被媒体披露后，导致马来亚大学的马来学生在校园举行游行示威，要求Tunku辞职，理由也是他对华人立场不够强硬，并没能改善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当时巫统还有一位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这就是TunAbdulRazak的副部长MusaHitam。马来民族主义分子也有一个号称“青年土耳其”(theYongTurks)的组织，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