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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完全继承了下来。因此，对华人而言，独立后仍然在一个时期内能够得以继续充当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并得以继续保持自己以往的相对经济优势。
独立后联盟政府虽然在经济问题上面临着来自马来人方面的族群公平问题的压力，但是，仍旧像殖民地时期一样，在优先安排经济发展方面，以经济增长为最主要的目标。在为此而制定的马来亚第一、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5)和马来西亚第一个五年计划（1966-1970）中，尽管其确立的主要目标除经济增长外，还有消除族群间的经济不公平，以及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等，但是，“经济增长目标仍旧获得最大的关注，因为人们认为这是实现其他两大目标的关键。而且，这一经济增长目标，又首要地落在了出口经济领域，具体而言，就是锡、橡胶、油棕等主要传统产品出口经济领域，如以1960年为例，这些基本商品占总出口量的80%以上，其中，橡胶占比重最大，为55.5%，其次是锡，为14%，木材5.4%，石油4%，以及棕油1.7%。
在确立经济增长为优先发展目标的过程中，联盟政府曾遇到来自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极大阻碍。1955年的巫统选举备忘录就反映了他们的许多要求，如要求政府直接介入教育、农业、工商业，以确保马来人能够迅速参与国家经济生活；要求只有各州所有的合作组织才可以加工、运输、买卖马来人的农业产品；同时还要求采取具体措施落实独立宪法给予马来人的各种特权，等等。
马华公会则本着宪法中关于马来人享受特权时不得损害其他族群利益的精神，力主自由企业，公平竞争，力争维护华人利益。马华公会领导人如陈雄信更是利用其出任联盟政府的工商部长(1957-1959)和财政部长(1959-1974)之有利条件，促使联盟政府采取有限的经济干预和维护马来人特权政策，而执行一种基本上是以自由经济为主的经济发展政策。
独立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马来亚／马来西亚实现了经济增长目标，如从1957年到1970年间，国内GDP增长平均高达6%。在此期间，国内的族群就业结构尚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就使得华人还像以往一样，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而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资本也仍控制着采矿、园丘经营、进出口、金融等部门，只是殖民统治的结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其经济控制权的松弛，这就更加为华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1970年，在新经济政策的前夕，华人经济资产占建筑部门总固定资产的52.8%，占运输部门的43.30%，商业部门的30.4%。然而，相对少数的多国外国公司仍在制造、采矿、农业部门中占支配地位。就公司化的工业部门所拥有的固定资产而言，华人在其中占26.2%，外国人则拥有57.2%，可是，马来人和印度人仅为1%。华人在非公司化固定资产中所占比例超过92%，然而，这部分资产很少，仅占全国固定总资产的12.6%。在公司化的农业部门（主要是橡胶和油棕）中，华人拥有的公顷数比例为25.9%，外国人则拥有70.8%。”根据马华公会1970年报告，在建筑业，在价值RMB100000及以上的工程中，华裔企业占固定资产的88.5%，占产值的84.7%，他们还雇用89.6%的劳动力。在商业部门，华裔企业占批发业交易总额的66%和零售业的81%，并分别雇用62%和76%的劳动力。在制造部门，华裔企业占全面固定资产的32.5%，外资和马来人企业分别占51%和0.9%；华裔企业吸纳全日制劳工的57%，外资企业为33%；华裔工人占全日制工人的61.3%，马来人则占28.7%。总之，到20世纪60年代末，马来西亚的现代商品经济，还基本上像殖民地时期一样，为外国资本与华人资本共同垄断着，马来等土著的经济领域则仍旧局限于传统的农业。
（二）族群公平问题英国殖民统治所遗留下来的族群问题是以一种族群之间存在严重畸形的公平体现出来的，这里所谓的“畸型公平”，是一种建立在政治和经济严重不公平基础上的所谓“公平”，具体说就是政治上马来人享有支配地位而其他少数族群绝少政治主动权，这可以视为一种政治不公平；经济上华人等个别少数族群享有较强的经济地位而马来人仍处于落后发展境地，这可以视为一种经济不公平，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从华人和马来人各自族群立场上看，亦算是在公平问题上扯平了，亦即在他们的不公平中亦体现着某种“公平”。可是，这种“公平”由于不是建立在各个领域公平基础上的，所以不是一种正常状态，更有甚者，这种所谓的“公平”是十分不稳定的，它最终会被政治不公平所打破，这是因为，政治上享有绝对支配权的族群如马来人，在特定的条件下如独立后，就是依靠其手中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