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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引查的还严。虽然宋仁宗说客户起源……商量去处，但是实际客户仍然控制在主人手里。从《宋会要》来看：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予凭由，方许别住。多被主人折勒，不放起移。宋朝实际是大幅加重奴隶制、农奴制的朝代。宋朝有大量事实上的部曲、奴隶、奴婢。宋朝的佃户、客户的实际处境与前代的部曲、奴婢一样，甚至比之前的部曲、奴婢更差。
其他朝代，当官有门荫、战功、科举等途径。百姓可以通过战功、科举等途径当官。虽然其他朝代百姓通过科举当官的比例低、但是宋朝百姓通过科举当官的比例也很低。而宋朝大部分官员是来自门荫，门荫都是权贵官员才能享有的。宋朝科举是富人才能负担的起的，绝大部分是宋朝官员子弟。
宋朝抓壮丁、强制兵役劳役，宋朝强制百姓为国家劳动。宋朝额外加收“免役钱”之后并不免除百姓的徭役，宋朝百姓多交了钱财之后，反而仍然要服徭役。
杀婴习俗、广泛的杀婴现象开始于宋朝。
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说：荆湖北路（今湖北一带），“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东坡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县），见“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东坡志林》）。朱熹父亲朱松《韦斋集·戒杀子文》说，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福建一带杀溺幼婴的风俗最盛。朱松在福建为官，“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陈渊《默堂先生文集·策问》也说：“不举子之习，惟闽中为甚。”王得臣《麈史·风俗》谓，在一般情况下，“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据《道山清话》载，宋神宗、哲宗时的宰执大臣章惇，家在建州浦城（今属福建），“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敕止。”《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载，江南东路（今江苏、安徽、江西一带），“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今安徽）为基，江宁（今南京）次之，饶、信（今江西）又次之。”即使两浙路（今上海浙圌江一带）的社会经济比宋朝其他地区发达，但是在宋朝对百姓的沉重压榨下，两浙路的一些地方杀婴弃婴之风也很严重，“衢、严（今浙江建德）之间，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举。”
宋朝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溺杀婴儿的现象与风俗已相当普遍。“不举子”之风严重败坏了社会的伦理道德，当时一些士大夫曾加以严厉斥责，“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宋史·范如圭传》），要求政府严刑禁止。官府采取多种措施，企图加以制止。但不举子风俗并不见好转，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还愈演愈烈。
宋朝官府不但承继了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敛民新法，其中，重复征收丁赋（人头税）成为广大民众的沉重负担。两税法，人头税已经被摊到夏秋两税里了。宋朝使用的两税法，本身已经含有人头税，但是，宋朝却又额外加征丁赋（人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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