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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援卒所费。运粮之法，人负六斗，此以总数率之也。其问队长不负，樵汲减半，所余皆均在众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负之米，又以均之。则人所负，常不啻六斗矣。故军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饷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运之，则驼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比之人远，虽负多而费寡，然刍牧不时，畜多瘦死。一畜死，则并所负弃之。较之人负，利害相半。”可见，军需供应在当时非常艰难，往往花费甚多，而收效甚微。运夫在为军队运送粮草的同时，也许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非兵士消耗基本与兵士消耗相同。一场有一定规模的战争，仅消耗的物资粮草一项，便是非常巨大的开销。
黄河水患在北宋时期爆发的诸多灾害中，破坏性以及对北宋社会经济的影响居各类灾害之首。并且，黄河位于北宋的中北部，北宋的主要敌对势力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黄河的安流与泛滥对北宋的战略部署、军需保障等方面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黄河水患频繁发生，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除直接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外，伴随水灾发生的饥馑、疫病，使北宋政府损失了大量财力，由此引发的盗贼横行，也牵扯着北宋政府更多的精力。据苏轼统计熙宁八年两浙地区旱灾造成的损失，“放税米一百三十万石，酒税亏减六十七万余贯，略计所失，共计三百余万石，其余耗散，不可悉数”加上转运司截拨上供米一百二十三万石，仅税米和上供米两项，损失就达四百余万石。以致于转运司在五六年内“贫乏不能举手”，这还不算地方常平、广惠和义仓的所耗费用。
以熙宁十年（1077）黄河在澶州决口南流为例，《九朝编年备要》载：此次水灾“坏郡县四十五，官亭、民舍数三十八万家，田三十万顷。”依照材料所示，受灾的四十五个州县，应在河北西路的卫州、怀州；河北东路的澶州；京东西路的濮州、济州、郓州、徐州以及京东东路的齐州。这些州在元丰初期的主客户户数是这样的，卫州47,716；怀州32,916；澶州56,911，濮州59,836，济州55,498；郓州134,037户；齐州户数不详。不算齐州，共计3,806,914户。这个数字当是熙宁十年水灾后所剩的主客户数。按照当事人的统计方法，“以中户计之，户为十人，壮者六人，……幼者四人”。以此可算出当时受灾人数当是人左右。以四六划分大人孩子，成人的数目是万，未成年人熙宁十年，北宋政府的赈济标准是“日给口食米，十五岁以上一升（半），以下一升；五岁以下半升，至二十岁止。”[12]（食货五十七之八）只按一人一天1.2升米计算，日所耗米就达升，折合石，不出三个月，只赈济放粮一项就超过了旱灾放税和截拨上供米数的总和。而在七月爆发水灾，田苗积储全部被毁的情况下，从恢复生产到有所收益至少需要将近一年的时间。
澶渊之盟的签订和当年九月发生在澶州的黄河决口不无关系，作为北宋的最高领导者，宋真宗是不会不考虑黄河决口给自己部队带来的影响，军需问题到还其次，若因饥馑导致内乱，则会陷北宋与腹背受敌的境地。以此看来，在战争形势占优的情况下，如此慌张地与敌人签约，以致于听到与契丹谈判回来的曹利用说岁币之数是三十万时，居然会“不觉喜甚”，而曹利用也因此“被赏甚厚”，以致于后来飞黄腾达，澶州河决的因素必然在真宗的总体规划之中。
陈旧的粮食，临时招募的士兵，在没有军需保障和正规军事训练的情况下，想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北宋末年在金兵面前不堪一击的辽国军队，仍然能将宋军打得溃不成军，黄河水患在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如上所述，黄河的决口和泛溢，影响着北宋政府的思维和总体军事部署，对黄河的依赖，是导致了战略上的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水灾所造成的损失，直接影响到军队的粮食供给，一些救荒策略也影响到军队的作战能力。
黄河水患在很大程度上对北宋的政治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制约了北宋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不能把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状况和孱弱的军事力量完全归咎于黄河水灾以及其他的自然灾害，造成这种局面有其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但是，不可否认，北宋时期的黄河水患以及其他自然灾害对这一现象的产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处争议较多，故引用篇幅较长，望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