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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改道的决溢在北宋一共有7次，分别出现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天禧三年（1019）、天禧四年（1020）、景佑元年（1034）、庆历八年（1048）、熙宁十年（1077）以及元丰四年（1081）。黄河如此频繁地大规模地改道，在整个黄河灾害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其中熙宁十年（1077）爆发的是这一时期最严重的一次，造成了三十八万户流离失所，三十万顷良田被淹没，四十五个州县受灾，“濮、齐、郓、徐尤甚”。
受灾地点集中，河北地区尤罹重患。河北位于黄河下游，北宋时期，黄河的大部分决溢都波及到这一地区，使这一地区成为当时主要的黄泛区。
河北路与辽国接壤，北宋初期的对辽策略，多数与这里有关。黄河的安流与泛溢，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北宋的总体军事部署和军事力量的发展。
北宋的对外战略部署随着对外战争的发展，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变化。
第一阶段从立国之初到仁宗宝元二年（1039），这一时期北宋的军事部署主要在河北和河东地区，其中，河北的定州、镇州、高阳关是当时的军事重镇，屯有重兵。军队部署均在当时黄河以北地区。
第二阶段，从仁宗宝元二年（1039）起，至哲宗元符二年（1099），这一时期北宋主要是与地处西北的西夏作战。为了防止腹背受敌，仁宗仍在河北地区增加了兵力。然而，此时在河北地区对辽国的防御，更多地是依赖黄河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挡可能会出现的辽国的入侵。
其实，自澶渊之盟以后，就出现了依靠黄河作为屏障的建议。大中祥符八年（1015），着作佐郎李垂的《导河形胜书》中就提到了这一点。景德元年（1004）到大中祥符五年（1012），是黄河决口的高发期，九年间有五次，平均每两年一次，并导致了澶州徙州治于信阳。李垂根据《尚书?禹贡》中的记载，建议从“大伾、上阳、太行三山之间，复西河故渎，北注大名西、馆陶南，东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并从大名府魏县（今河北大名附近）向北开渠，经邢州、洺州“稍东注易水、合百济、会朝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黄、御混流，薄山障堤，势不能远。如是则载之高地而北行，百姓获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这种论调不免有些迂阔，但却开了神哲时期“黄河御敌论”的先河，在黄河不断决口、改道、泛溢的威胁下，甚至一度成为朝廷政治、经济以及军事部署的焦点问题。从神宗熙宁元年开始，司马光、文彦博、吕大防、安焘、苏辙、曾肇、范百禄等朝廷重臣都参与到其中。听任黄河北流与回黄河以故道东流入海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主张回河者以“河不东，则失中国之险，为契丹之利”为由，而反对者却认为“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设险何与焉？不然，如石晋末耶律德光犯阙，岂无黄河为阻，况今河流未必便冲过北界耶？”以此看来，这一时期北宋黄河以北的对外防线基本形同虚设，仁宗宝元二年的增兵，也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若非如此，这些宰执参政怎会对自己的军队没有信心，而把防御的想法都集中到黄河上呢？
第三阶段，徽钦时期。西夏的臣服与联金灭辽，使北宋的战略重点再次回到河北、河东一带。由于上一阶段这些地区军队久不经战事，朝廷重臣过分倚重黄河的对北境外国的限制，北宋政府并没有随着战略重心的转移，对北方边境的兵力部署作出及时调整，致使日渐强大的金国军队，得以长驱直入，从而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军队后勤是指军队筹划和运用人力、物力、财力，从物资、技术、医疗、运输等方面居对建设和作战需要的各项专业勤务的统称。后勤是军队取得胜利的保障，是国家经济实力在战争中的反映。
由于交通滞后，北宋的军事后勤供给十分困难。亲历过对西夏战争的沈括对补给情况进行过统计，“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余尝计之，人负米六斗，卒自携五日干粮，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尽。若计复回，只可进九日。二人饷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升，八日，则一夫所负已尽，给六日糖遣回。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若计复回，止可进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后五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减一夫，给四日粮。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减一夫，给九日粮。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计复回，止可进十六日。前六日半，日食八长。中七日，日食六升，后十一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放回运人，须有援卒。缘运行死亡疾病，人数稍减，且以所减之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