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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对其世界想象的塑造，其思考帝国问题的基本认知框架并未因混一胡汉受到挑战，反而更加强化了。这也是在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时发生礼仪之争的深层原因。
中国要走出“伦理、官僚世界”继续迈进，仍然需要有新的实质性精神冲突来激活。这样一种实质性的冲突，里面一定包含着武力上的深刻冲突，否则其中的精神冲突很可能就像西域一样，轻易就被庞大帝国吸收掉了——马戛尔尼的处境也是一例。这意味着，中华帝国作为东亚大陆的普遍秩序，发展到乾隆朝的阶段，就古代帝国而言，其所能实现的普遍性已经完备了，也走到了自己的尽头；而作为轴心文明的东亚精神世界，其精神现象学的进程，已经为西方所带来的血与火的冲击准备好了各种条件，以待从中浴火重生，实现自己的世界历史使命。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西域的征服与治理当中，帝国在平民社会下所撑起的“南北关系”空间结构下，
隐然又浮现出一种新的“东西关系”。大清在新疆的地区治理，采取的是“以北治南”的方略，伊犁将军府统摄全疆，以北疆草原区的军事力量控制南疆的定居绿洲，这是类似于帝国东部的一种游牧、定居关系。但是由于绿洲地区规模太小物产不足，新疆“南北关系”中的南部税赋不足以支撑北部的军事力量，所以必须从内地调拨饷银及物资以支撑整个新疆的战略秩序。从1760年开始，清政府每年从内地调拨“协饷”200万至300万两白银，充作新疆军政费用。大清治下除了同为边疆地区的若干省区和藩部，其他各省以及诸多海关，都要分担新疆所需的财政支出。而大清在新疆的巨额财政收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催生了随军进行贸易的“北套客”和“西路客”，开辟出从归化至古城的大小草地长途驼运路线，形成了多层次、多流向的市场流通体系。内地民商在这个市场体系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来自全国各地的物资，包括江南的丝绸、纱布、银两，陕、晋、闽等省的茶叶，江西的瓷器等，源源不断或通过大运河，或通过陆路，最后通过“长城-天山”的商路抵达天山南北。在这样一种空间结构中，“长城-天山”一线成为大陆帝国的一条战略命脉，帝国内部的“南北关系”被“东西关系”所超越，中原、草原对立的格局被还原为大陆帝国内部的一个次级结构，东部的游牧者与中原人谁拥有“正统”的问题不再凸显，东部与西域的战略关系成为帝国内部首要的空间关系。帝国的内在整合性，在此过程中从精神上和治理上都进一步深化了。
在这种视野下，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暨帝国内部旧有的“南北关系”被大陆帝国所要求的“东西关系”所超越，清朝很快又遭遇到西方世界的全方位到来，大清的生存逻辑遂被整合进一个更复杂的“海陆关系”当中。“海陆关系”既有“南北”的一面，即南洋-租界的新经济文化中心与北方的帝国政治中心之间的张力；又有“东西”的一面，即海洋秩序与内陆秩序的张力。 大清的帝国秩序因此而进入到一种复杂的、多阶的“东西”-“南北”并行的空间结构中，这种空间结构的并行，既体现在帝国内部的秩序逻辑上，也体现在帝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如此复杂的政治空间结构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也预示了中国的世界历史意义，它被整合进世界之后，将作为世界整体秩序当中，海洋与大陆之间必需的中介性力量存在。
3.雪域的帝国隐喻
大清对雪域的治理，在另一个层面上呈现出帝国的“政治世界”。
固始汗统治了雪域之后，即带同达赖、班禅向大清通好称藩，其和硕特汗国构成了大清治理雪域的初始框架。和硕特汗国对于雪域的军事与政治主导权，为藏族官员所忌恨，终引来准噶尔汗国将其灭掉。其时准噶尔汗国已经是草原霸主，又控制了雪域，一个蒙藏帝国俨然就要浮现出来。大清迅速出兵，经两次远征，清除了准噶尔在雪域的力量，设置了西宁办事大臣和驻藏大臣，置换掉了蒙古藩王对雪域的统治。
驻藏大臣在早期还是与达赖喇嘛共治，由噶厦政府进行具体的行政工作，到乾隆晚期再赶走廓尔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