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世界秩序的变迁与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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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关系图。第一个“国家群”是欧洲和美国,而且两者之间的联系较以往更趋紧密;第二个“国家群”是泛亚洲国家群,其特点是由供应链垂直整合形成的,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就在此列;第三个“国家群”为能源供应国,比如俄罗斯、阿拉伯国家等,它们的能源政策大同小异,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正在发生变化。参见《证券时报》2013年1月16日。”> 中国处于泛亚洲国家的领导地位。这里的所谓泛亚洲并不能由地理概念来定义,而是由经济运行的耦合程度来定义。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原材料生产这一比较优势,构成生产流程上的制造业上游环节,与制造业环节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应被归入泛亚洲国家的类型,而泛亚洲国家间的经济循环差不多就是第二循环。
    在目前的“双循环”结构中,可以识别出两个引擎力量在共同推动它的运行。一个是美国,它拉动着第一循环;一个是中国,它拉动着第二循环。第一循环是第二循环的条件,或者说这双引擎里,美国是主引擎,中国是副引擎。在理想状态下,发展中国家(包括目前的能源国家)还应有(若干个)第三引擎的出现,如此会更有利于国际经贸秩序的良性发展,但这个第三引擎还未出现。而如何调试主副引擎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促成第三引擎的出现,乃至如何进一步处理诸引擎间的关系,将其均导入一种规范化的秩序当中,将是未来的国际贸易谈判进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在双引擎格局下,“双循环”结构又可以从两种角度获得理解。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上中下的三层结构:发达经济体在上,中国在中,欠发达经济体在下。在这个角度下可以看到一个类似于传统秩序的差序结构,中心国家获得不成比例的贸易红利的结构仍然存在,中国在其中差不多是处于“半边缘”的地位。但也可以把“双循环”理解为在平面上展开的“8”字形结构,中国居于中间结合位置上。在这个角度下可以看到新兴贸易体系的内在逻辑,包含着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动态的贸易利益分配过程。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中国进出口银行在非洲和拉美倡导的“资源-贷款-基础设施”的合作方案等,都是非常好的例证。这类合作方案的前提是,中国从第一个循环中积累大量的贸易盈余,再在第二循环中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具体途径是通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方式。这个过程使得以资源为担保的开发性金融的融资机制能够建立起来;而开发性金融使得中国国内丰富的工程能力得以向非洲为代表的不发达地区投放,并有可能促成当地从长线来看的经济发展。在这样一种开发性金融的实施过程中,还可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提供一个重要出口,相关研究表明此种构想是具备实践可行性的。
    非洲国家有可能被促成的发展,将不会是基于其工业化的进程。供应链网络的逻辑使得这条路已经被封死,非洲国家内个别工厂的建立与工业化是两回事;所以,其发展更可能是基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刺激当地市场化导向的农业等第一产业,带来足够多的就业,并通过特色农业提升附加值,然后直接跨越到服务于本地第一产业以及服务于国际的文化、旅游等需求的特色第三产业。这样的产业结构,必须依赖于一个稳定的外部贸易环境以及相对有利的贸易条件,它无法独自运行,“双循环”结构是其前提;非洲国家没有第二产业,意味着一定要进口制成品,国民福利的水平,取决它的出口与进口的利益差。
    这样的区域经济也有一些前提条件,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如何发展出基于生物多样性、有效指向细分市场的农牧业经济,二是如何发展出复杂的旅游和服务业,三是原材料出口利益如何转化为有效的国内区内投资,四是人才及知识的流动,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异常艰难的工作,而且也不是非洲能够独立完成的。例如原材料出口利益的善用,取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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