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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进入一种较为完整的自治状态，不为外界所制。这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以往中亚总是处在某个外部的游牧帝国或轴心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喀喇汗王朝的建立，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这样一支高度组织化的突厥力量，近乎以帝国中心整体转移的方式入主中亚，并且它的势力范围仅及中亚；此前的突厥游牧帝国对中亚的控制，则从来不是一种组织性的帝国中心的转移。正是这样一种原因，使得回鹘的西迁，有能力令中亚的定居地区也开始突厥化；其他时候的游牧帝国迁徙，则从来不会对中亚的定居地区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当然，所谓中亚的突厥化，也是个中亚的土著雅利安种粟特人与北亚来的蒙古人种回鹘突厥人互相渗透的过程，他们的生活习惯相互影响逐渐趋同，种族间的混血逐渐使得相貌也趋同。
还有一点是信仰的趋同。在回鹘西迁之前，经过阿拉伯帝国以及萨曼王朝等的多年统治，中亚地区已经伊斯兰化了，但是在伊斯兰教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突厥人，此时虽在中亚来来往往，却仍未信奉伊斯兰教。喀喇汗王朝则开始了突厥人的伊斯兰化进程。喀喇汗王朝的先祖原本是被粟特人皈化为摩尼教徒，到了粟特人的老家又一次被其皈化为穆斯林。就回鹘突厥人来说，在漠北的第一次皈化可能首先是出于对外“索取”文明的需求；在中亚的第二次皈化，则应该首先是出于统治的需求，以便获得治下臣民的正当性认可。虽则回鹘在漠北的时候已经走上了文明化的道路，但毕竟时间太短，作为一个总体秩序而言，也不那么系统，到了中亚，看到当地伊朗语系人群所传承的高度发达的治理秩序与文明成果，心向往之，则是很自然的事；伊斯兰教本身呈现着较强的秩序性特征，相对容易被回鹘突厥人一并接受下来。在喀喇汗王朝之后、清朝和俄罗斯之前，入主中亚的主要王朝，一个是统治不足百年的西辽，一个是蒙古帝国留下的察合台汗国，以及从察合台汗国衍生出的诸多后续汗国，除了西辽，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应该也是类似的逻辑。
四、吐蕃的聚与散
雪域高原在松赞干布治下发展为雄健有力的吐蕃，松赞干布又持续不断地通过对外战争获取财富，以形成赞普的朝廷对于有离心倾向的贵族们的力量优势，提升整合能力。这也构成松赞干布的后续者们持续的战略基础，无论是权臣当政，如松赞干布重臣禄东赞，他本人及其噶尔家族在松赞干布身后主政吐蕃近半个世纪，还是其他的赞普当政，他们的利益都在于吐蕃中央朝廷的政治集权，以压制贵族，故而都坚持较大规模的对外战争。
但是吐蕃的这种生存逻辑与大唐的帝国战略之间构成了直接冲突关系，两者因此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对于吐蕃来说，青海与西域（及河西走廊）都是其必争之地，青海更多的是作为对外通道存在，西域（及河西走廊）则是它必需的财政来源；吐蕃与大唐争夺的主战场在青海一带，其在西域大规模用兵的能力势必受到削弱，因此在这个方向上便不得不与西突厥乃至后来的突骑施联手。对大唐来说，这样一种南北联盟会让自己在西域遇到麻烦，因此便在更西的方向寻找到盟友大食（阿拉伯帝国），形成东西联盟。如此一来，汉代的匈奴、西羌的草原、高原之南北关系与中原、西域之东西关系的对峙结构，在大唐时以突厥、吐蕃之南北关系与大唐、大食之东西关系的形式，在更大的地理空间中展开，内亚地区形成一个庞大的地缘战略大十字。当然，吐蕃有时也会与大食联手，以达成别的战略目的。 而大食帝国带来了一种新的精神秩序——伊斯兰教，使得内亚地区的博弈关系由此进入到一种更加复杂而又微妙的情况。
大唐与大食的联手，一度让吐蕃陷入很大困境。人们经常谈及大唐与大食在751年发生了怛罗斯之战，实际上此战役并没有那么重要。大食早在很久之前就已进入中亚，长期与大唐有着微妙的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怛罗斯之战后，大食与大唐在中亚的关系，以及中亚诸邦的状况，都没有实质性变化。真正实质性的变化来自755年开始的安史之乱，大唐不得不从西域-中亚调军东守，吐蕃获得了天赐良机，迅速攻占大片西域疆土，并随即与刚刚崛起不久的回鹘政权开始了在西域的反复争夺。
吐蕃与外部世界的各种博弈关系，影响着吐蕃内部赞普与贵族群体之间的力量均衡变迁，在精神秩序的层面上反映为普世佛教与多神苯教之间的命运变迁。开始于松赞干布的佛教“前弘期”，在其身后曾几经波折。在赞普能够引入外部资源使均衡偏向自己时，佛教会处在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