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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自我定位问题——帝国究竟是中原本位或北族本位的，抑或它应该是超越于诸构成要素之上的普遍帝国？伴随着答案向后者的逐渐偏移，“大一统”的意涵、儒家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等等，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于是才有我们在今天所看到的庞大中国。帝国的自我定位这样一种问题在以前的朝代中也曾经存在过，但以如此尖锐深刻的方式获得呈现，其最初的动因实可追溯至安史之乱后的各种变乱，尤其是这段历史对草原方面的精神自主性的深刻影响。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又遭藩镇割据，国道中落，几欲覆亡，回纥/回鹘汗国成了大唐的保护者，在藩镇对大唐构成威胁的时候还会出兵助阵，目的是维持一个可供不断榨取保护费的对象。粟特人遂帮助回鹘汗国出谋划策，如何从大唐更有效率地榨取保护费；回鹘汗国投桃报李，要求大唐在多个重要城市修建摩尼教寺院“大云光明寺”，帮助摩尼教再逆袭回大唐。回鹘汗国又从粟特人那里借来了字母，发明了回鹘文字以取代不敷使用的古突厥字母（直到今天，蒙文、满文应用的还是这种源自粟特文的字母），回鹘汗国走上了一条迅速文明化的道路。
它从大唐榨取了大量的财富，需要找到地方存放，于是回鹘成为蒙古高原上历代游牧帝国当中，唯一建筑城郭的汗国。文明的进展，意味着武勇的消退；城郭的建设，则是游牧帝国的一个大忌，因为这样一来，游牧帝国赖以形成令人生畏的战斗力的高度机动性，将被无法移动的城郭所绑定，游牧者兵民一体、生产、生活、战争密切结合的组织特征也将分化掉，游牧帝国人口不足的劣势便立时呈现出来，遇到危险时难以自保。这些都使得回鹘汗国在840年遭遇黠戛斯人的攻击时几无还手之力，迅即亡国。
亡国的回鹘人分为几支四散逃亡，向南逃入中原地区的逐渐被同化掉了；向东逃入契丹地区的，后来有一支述律氏改为萧姓，世为大辽国的后族，深度影响着大辽国政，塑造着中国历史；但是对于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当为向西逃亡的回鹘人。西迁回鹘又分成了三支，一支西奔进入七河流域，征服了游牧于当地的葛逻禄部落，建立了喀喇汗王朝；一支投奔“安西”，在今天的哈密、吐鲁番一带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后又称西州回鹘）；还有一支投奔当时尚未亡国的吐蕃，在甘肃、青海一带建立了甘州回鹘王国。
3.西域新命
回鹘西迁对后世的首要影响是，它改变了中亚的人口结构，使得中亚原本由粟特人所主导的定居区域也开始突厥化了，中亚的历史就此也进入了一种新的节奏。 高昌回鹘转作定居，居于大中亚的最东端，它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在8、9世纪曾是摩尼教的世界中心，于此之外，则影响力不大。毕竟游牧民族一旦定居下来，其人口基数太小的劣势就完全显露出来，只能作为一个受制于人的小团体存在了。建立了喀喇汗王朝的那一支回鹘力量有着更大的历史意义。它的统治中心就在七河流域这片中亚的王者之地，逐渐征服了除高昌回鹘之外的差不多整个大中亚范围。它在999年击败了当时统治中亚的东伊朗系的萨曼王朝，巴托尔德曾就此评论道：“当时谁也未必理解到这一永远终结了土著的雅利安人统治的历史事件的意义。”
与匈奴、突厥或是中原王朝对于中亚的间接统治不同的是，喀喇汗王朝对中亚进行了直接统治，它本身就是个中亚王国。这个王朝的北部仍然游牧，有足够强的力量，足以自保以防漠北蒙古高原对中亚的征服；而早年在粟特人的帮助下，回鹘人在漠北的时代积累了足够多的知识，懂得对中亚的定居文明该如何治理，从而有能力统治河中和天山南路的定居地区。于是以喀喇汗王朝为载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