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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了。我说很长时间没去过学校了，传言他调去了山沟初中？罗子文说不是传言，是实事。少华前半年就恢复了名誉，现在是正经八百的老师了。我说难怪别人都传遍了生产队。罗子文说少华的这个事情还要算你的功劳，要不是你当初叫他给孩子们补课，他说不定还和我们一样呢！我说当初也没想那么多，糊里糊涂地做了这件事情。刘知青说推动社会进步的是文化知识，只要大家把知识学好了，社会就进步了，解决地区贫穷落后的唯一捷径就是教育，接受教育的人们才能有文化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把愚昧和封建迷信的那一套根深蒂固的枷锁解除掉。罗子文夸我有远见。我说我曾经在戏场里给人做银器的时候，一面看着《三娘教子》，一面做着手中的活计，那时候我就给自己立下誓言，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叫我的孩子进学堂读书。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执着！罗子文说我不是执着，是有眼光。那一夜我们聊了很多，我也闹了不少笑话，罗子文和王树文没有嘲笑我的意思，只是我觉得我在他们面前班门弄斧了。用我们索罗村人的话说就是：孔夫子门前卖文章——自不量力。还好他们和我只是开开玩笑而已！我也把这种聊天认为是我学习的一种形式。其实他们讲的任何事物我都能记住，也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罗子文国在闲的时候教我写字，写一遍不行，我就写几遍，于是我慢慢学会了很多字。这种劳动和学习相结合的关系是从罗子文和李少华来林场不久开始的。要说生命中我最感谢谁，除了索罗村的山山水水养育了我，就是娘和老秤，还有我的丹丹。其次就是罗子文、李少华这些知青。他们才是把文化带给索罗村和堡子村的人。也是把知识播种在我心田里的人。当然大嘴、德爷和瞎瞎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从他们的嘴里知道了关于生活外的情调。我把那种情调埋藏在了心底，寻找合适的时机就让他们生根发芽，于是我把我的这些希望给予了我的孩子。我用文盲的心在做文化的实践者。我从来不觉得我缺少文化而自卑，也不会在文化人面前信口开河。我说我经过脑子思考过的东西，即便是错了，我要错的心服口服，但我不会自以为是地胡言乱语。
石干和苏安经常来林场，不是视察工作，就是传达政策。这段时间山沟乡的标语满天飞，人们把大字报贴在能贴到的地方。其实我已经能读懂上面大部分的文字了，但还是对那些不规范的字体要琢磨半天才能读下去。苏安叫我在林场后面的悬崖上铲了一大片方框出来。三财又叫人在索罗村的后山挖来白土，我和狗娃用水泡了几天，苏安叫庆明把白土抹上方框，最后叫少华在上面写了标语，白底红字。我没想到少华的字迹就这样在西川林场的悬崖上安安静静地待了半个多世纪。直到退耕还林后，乡政府修路的时候几辆挖土机不问青红皂白就宣告了它的结束，那时候李少华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他教过的学生不计其数。恢复高考后，索罗村和堡子村差不多有一半的学生都是他亲手教过的，也可以说索罗村的第一批大学生，都有李老师的功劳。也正是这一批大学生，给索罗村树立了耕读文化的脉络，自那时起，索罗村就因为出产大学生而闻名遐迩。
我故意好几天没回家，娘叫童文送饭到林场。丹丹几天不见我回家，以为一脚蹬我下炕做的过分了些，第四天的时候来林场找我。我正忙着给崖下的一绺地里种葱和包菜浇水。这是我想了很久才做的决定。我问过罗子文能不能偷着在果树地下种菜？他说怎么不可以！这样刚好解决一部分大家的伙食。我说我怕被人抓住把柄，到时候有口难辨。刘知青说靠着崖下面种，估计领导很少去那边看。我犹豫了几天，还是偷着在果树旁的空地上种了一绺葱和包菜，还有萝卜、洋芋。罗子文和刘知青帮着完成了这次任务。狗娃和雷子找了些树梢罩在上面，一来怕苏安看见，二来怕麻雀和乌鸦偷吃种子。这件事除了林场的少数人知道外，其他人压根就不知道这回事。接下来我和雷子，狗娃和有才不确定地轮流浇水。我们几个定了攻守同盟，万一被苏安知道了，一口咬死是我们四个的注意，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种菜后不久，石干给我们林场配了一台抽水机，说是专门为浇树用的，柴油机带泵的那种，每次浇树，都要去苏安那里要柴油，泵一直放在林场，但柴油被苏安保管在大队院里。我们什么时候抽水，抽多少水都是苏安说了算。只要抽水，少则三天，多则十天，我们四个轮流守着水泵。苏安给我们配了一盏气死风，这是我们叫油灯的另一种称呼，不管风怎么吹，这油灯就是吹不灭，气死风就是这样来的。狗娃说这名字好，能把风气死，人也就气的差不多了吧？我叫他少说浑话，小心挨批！其实苏安安排我们去林场是有原因的，我们年纪轻，虽说成家了，但没经过世事的洗礼，加上我们手脚勤快，听话。苏安的意思是叫我们四个先守着林场，等林场初具规模的时候再安排人替换，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石干见我们把林场管的非常到位，指定我们就在林场干活，其他的闲杂人员少来折腾。苏安也就没办法替换掉我们，这一直是苏安心里的疙瘩。再则就是果树需要修剪，这些手艺和技巧，罗子文悉数教给了我们，就是这点让苏安奈何不了我们。他怕万一出了问题，自己没办法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