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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老师说的，说出来的话，就不会烂在肚子里了。”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学校唯一的教师宿舍里。半夜，周小雨忽然坐起身：“你听。”
远处传来细微的声响，像是风吹树叶，又像有人在唱歌。我们披衣出门，循声走到教学楼背面的小空地。月光下，十几个孩子围坐一圈，手里捧着点燃的蜡烛，正在轮流朗读白天录下的语音稿。没有麦克风，没有扩音器，只有彼此倾听的耳朵和心跳般的寂静。
他们读到动情处会停下来擦眼泪，有人念不完一句就哽咽失声，旁边的孩子就会轻轻拍拍他的背。有个小女孩读完后说：“我觉得今晚的星星特别亮，是不是因为我们说的话被收走了？”
我站在阴影里，没敢走近。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拯救”，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一次次弯腰俯身，把耳朵贴近泥土，听那些被风带走的声音如何重新生根。
第三天早晨，我们要走了。
孩子们早早等在操场上，每人手里提着一个小布袋。杨校长说：“他们把自己的纸星星装起来了，想送给你俩。”我们接过袋子，沉甸甸的，每一颗都附着一张小纸条，写着名字或一句话。
车启动时，一个一直没说话的男孩突然冲出来，把一颗蓝色星星塞进我手里，转身就跑。我打开一看，里面写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我昨天晚上梦见我妈摸我的头了。醒来枕头湿了。谢谢你让我敢做梦。”
车子驶出很远，还能从后视镜看见他们站在坡顶挥手，像一群不肯熄灭的萤火。
回程途中，周小雨一直抱着她的星星袋，偶尔拿出来一颗看看，又小心翼翼放回去。“你说，我们还能做更多吗？”她终于问。
“当然。”我说，“但这不是‘我们’能完成的事。它需要千万个愿意倾听的人，需要老师、医生、警察、快递员、食堂阿姨……每一个路过孩子身边却不匆匆走开的人。”
她点点头，忽然笑了：“你知道吗？刚才有个孩子问我，‘老师，如果我说了话，可是没人听见怎么办？’我就告诉他：‘那你再说一遍，大声点。如果还不行，那就写下来，折成星星，扔向天空。总有一天，会有人捡到，然后替你喊出来。’”
我望着前方蜿蜒的道路，阳光刺破云层，洒在挡风玻璃上，像一条通往未来的光河。
几天后，我把这次云南之行整理成一篇随笔，标题为《在无人知晓的地方，有人正练习发声》。发布当天，“千封来信”平台新增注册用户突破八十万。后台数据显示，超过六万名青少年在听完山区孩子的录音片段后，首次提交了自己的语音留言。其中一条让我久久无法平静：
>“我一直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这样。
>原来不是。
>我不是怪物。
>我可以哭了。”
与此同时，林小禾传来消息：她联合几位艺术家发起“百校壁画计划”，将在一百所乡村学校外墙绘制由学生原创的心理意象画作。第一幅选址就在云南那所小学的主教学楼外墙上，主题是“听见”。画中是一个孩子张嘴呐喊，声波化作无数彩色纸飞机，穿越山川河流，飞向城市、森林、海洋，最终汇成一片璀璨星海。
赵晨也有了新变化。他主动联系了几位曾参与“萤火模式”干预的青少年，组建了一个名为“回声少年团”的线上社群。每周五晚八点，他们会轮流主持半小时直播，分享自己的挣扎与微小胜利。有人讲自己第一次主动跟父母谈心的经历，有人播放自己写的诗，还有人只是安静坐着，说：“今晚我不想死，所以我来了。”这群曾经躲在黑暗里的少年，如今成了彼此的灯。
而陈默，则在天文台策划一场前所未有的“跨时空对话”活动。他邀请全球观众写下想对过去或未来自己说的话，由他在冬至夜通过射电望远镜将这些文字转化为音频信号，定向发射至天鹅座附近一颗类地行星候选区。“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生命能听见，”他在采访中说，“但重要的是，我们表达了。就像小时候那个缩在衣柜里的我，终于学会了对外界发出信号。”
然而，风暴也在悄然酝酿。
某天深夜，我收到一条来自文化部某官员的匿名短信：“你们做得太多了。教育不该是煽情的剧场，孩子需要的是成绩，不是眼泪。”紧接着，几家自媒体接连发文，质疑“千封来信”过度渲染青少年心理问题，制造社会焦虑，甚至冠以“情绪生意”“道德绑架”之名。有评论写道：“现在的孩子太脆弱了，动不动就说抑郁，不过是被惯坏了。”
舆论迅速两极分化。支持者称我们是“照亮裂缝的光”，反对者则斥为“纵容软弱”。更棘手的是，教育部内部传出风声，原定春季推广的“心灵书写”课程或将暂缓实施，理由是“需进一步评估社会反响”。
压力如潮水般涌来。团队内部也开始出现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