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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回。
不回。
要好好休息几天，所以这些消息一定要已读不回！
看着这几条消息，苏小武直接选择了无视。
苏小武把手机调成静音，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决定当一只快乐的鸵鸟。
...
车轮碾过蜿蜒山路，像时间缓慢地回拨。周小雨坐在副驾，手里攥着那封云南小学的邀请函，纸角已被她无意识摩挲得发毛。窗外是连绵不断的绿，山雾缠在树腰上，仿佛整片大地都在呼吸。我们已经开了七个小时，导航显示距离目的地还有四十分钟，可信号早已断了三次，最后一次弹出提示时写着：“您已进入无名区。”
“你说，他们会害怕吗？”她忽然开口，声音轻得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我握着方向盘，没看她：“谁？”
“那些孩子。”她低头摆弄手机，屏幕黑着，“第一次听见有人认真听他们说话的孩子。他们会怕吧？怕自己说错了，怕说了也没人懂，怕……这只是一个梦。”
我笑了笑，语气放得很平：“会的。但他们更怕的是从来没人问他们想不想说。”
她没再说话，只是把头轻轻靠在车窗上。阳光穿过云层缝隙洒下来，在她脸上投下斑驳光影，像一场无声的流星雨。
抵达学校时已是午后。这所小学建在半山坡上，六间教室围成一个小小的院落，国旗在风中猎猎作响。操场上没有塑胶跑道，只有黄土被踩出的一道道痕迹，像无数双小脚写下的日记。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姓杨，皮肤黝黑，笑起来眼角堆满细纹。她迎上来第一句话就是：“孩子们都等了一上午了。”
“等什么？”周小雨问。
“等你们带来的‘星星’。”她说完，转身拍了拍手，“可以进来了！”
教室门推开那一刻，我几乎屏住了呼吸。
三十多个孩子整齐地坐在课桌前，最小的不过七八岁，最大的看起来也就十二三。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有的袖口还打着补丁，但眼睛亮得惊人。讲台上放着一台旧投影仪，连接着笔记本电脑??那是我们带去的设备。而最让我心头一颤的是，每个孩子的桌上都摆着一只手工折的纸星星，颜色各异，歪歪扭扭，却都被小心翼翼地封在透明塑料袋里。
“这是他们昨晚熬夜折的。”杨校长低声说，“听说今天要来‘讲星星的人’，每人写了一句心里话塞进去。他们说，要是你们愿意带走一颗，就等于答应听他们说话。”
周小雨眼圈一下子红了。
我们没急着开始讲座，而是先请孩子们一个个站起来，介绍自己和手中的星星。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怯生生地说：“我叫阿?（nǎn），我想让妈妈知道，我不是故意把饭煮糊的，我只是够不着灶台。”一个瘦高的男孩说：“我爹去年摔伤了腿，我说我要辍学去打工，可他打了我一巴掌，骂我没出息。其实我不是怕辛苦，我是怕他疼的时候没人扶他。”还有一个一直低着头的男孩，直到最后才站起来，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没有话要说……但我还是折了一颗星，因为我想有人能看见我。”
那天下午，我们没有讲课，而是听了整整三个小时的故事。
夕阳西沉时，我把录音笔打开，放在教室中央。“从今天起，这里也是‘千封来信’的声音驿站。”我说，“你们说的话，不会消失。它们会变成声音，飞到别的地方，也许某一天，另一个孩子正躲在柜子里，突然听见了你的声音，然后他决定拉开门缝，看看外面有没有光。”
孩子们睁大眼睛，像是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沉默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第二天清晨，我们在操场搭起了简易的“星空帐篷”??一块黑布蒙住支架，内置小型投影仪播放星图，配上便携音响循环播放陈默录制的《宇宙回信》系列音频。孩子们排着队钻进去，躺下，仰头看着“头顶”的银河缓缓流淌。有孩子闭着眼睛喃喃：“原来北斗七星真的像勺子啊……我奶奶说对了。”
中午吃饭时，杨校长告诉我们，这所学校九成以上的学生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务工，平均每年回家不超过两次。有些孩子甚至记不清父母的模样，只能凭着身份证照片辨认。“但他们从来不哭。”她说，“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不是穷，不是苦，是他们学会了不说。”
下午，我们组织了一场“声音播种”工作坊。孩子们被分成小组，用我们的录音设备录下一段话，可以是对父母的、对老师的、对自己的，也可以是对未来的幻想。有个小男孩录完后不肯交设备，反复重录了七遍，只为了把一句话说得更清楚些：“爸，我不是懒，我是梦见你回来了，醒来发现不是真的，就没力气起床了。”
我蹲在他旁边，问他：“那你希望爸爸听到这句话吗？”
他点点头，又摇头：“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但我今天说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