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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人从武落钟离山大量往外迁徙,这说明他们这时尚处于游牧阶段,世界各民族在游牧阶段也通常是无文字的。据一些资料反映,这时正是中原民族的夏、商时代,中原民族的夏、商时代却已有了体系文字了。巴人的文明程度稍滞后于中原各民族,这是很显然的。但是,巴人这时却与中原民族有了频繁交往,特别是战争方面,甲骨文中记载的商统制者多次“征巴方”,就是明证。
既有了频繁交往,中原民族体系的文字中就得称述巴人,就得造一个“巴”字,而中原民族的人对巴地的山、水、地形等情况实际并无很细致的了解,知道得最多的是巴人在战争等活动中的特征——善攀援、身手敏捷的习性,于是就按照巴人的这种特征造了一个“巴”字,这便是甲骨文早期“巴”字形体。
早期文献中涉及到“巴”字时,一般都指巴人(巴国)。甲骨文凡言“巴”,均提“巴方”,“巴方”即巴国(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国,仅是一个部落而已),也就是巴地之人。《左传桓公九年》载:“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其中“巴子”即巴人,似指巴的某个高层头人。在先秦时,“子”是对人的尊称;后来人们把“巴子”理解为“巴子国”的简称,这也不错,所谓“巴子国”,也就是巴人之国。另,《汉语大字典》“巴”字条下所列共17个义项,其它十几个义项的例文全都出自两汉以后的一些书籍之中,唯独在“古国名”这一义项中的引文却是出于《左传》、《墨子》等先秦典籍。这恐怕也不能看作纯偶然现象,对“巴”字初义为巴人(巴国)的解释,应该很有帮助,起码是在一定程度上或一个侧面能说明问题。
过去的巴字本义阐释,巴文化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有创获。上述“巴”字本义诸说,虽都有可商之处,但都从各不相同的角度作了可贵的探索。巴文化的研究,也是成绩卓著,如巴人的族源,巴国的政治、经济、征战、宗教习俗等等。但由于受《说文》释义的影响和缚束,并未从巴人精神品格上去追溯巴字初义,二者的脱节严重阻碍了研究的深入。因此,现在我们必须将二者紧密联系起来考虑。
所谓巴人精神,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构成“巴”字本义的巴人善攀援、身手敏捷的品格。他们这种品格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两点:一是鄂西、川东一带地理环境的促成,二是巴人在建立根据地过程中长期与其他民族征战生活所铸就。巴人的基本品格表现在征战中,即是灵敏机智、强悍武勇,这从巴人早期的一些传说中就可隐约看到。廪君之所以能做君长,凭的就是投剑能中石穴的武艺。后来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早期巴人的许多不同样式的剑,其风格与其它地方的剑多有不同,因而被人们命名为“巴式剑”,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许多巴文化研究者都指出了这一点,可见巴人尚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们迁出武落钟离山之后,为建立一个稳固的地盘,南征北战,经过反反复复的失败和胜利,最终在以涪陵为中心的川东建立了自己的国——巴国。这完全是他们靠武力打出来的一片天地。
值得肯定的是,巴人的尚武精神,并不是一味的猛冲蛮打,而是有着许多智虑上的特别方式,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巴人独特的“战舞”。《华阳国志巴志》上说:“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虽然这里所说的“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在现行的《尚书》中并无“巴”,但仅就《华阳国志》所说的巴人的“战舞”一事,还是可信的。据载,不管是早期巴人,还是其后裔,都是极善歌舞的。
巴渝舞(巴人战舞后来的变名)是因为巴人居于渝水而称的,这是一种古代巴人的战舞,实际上是巴的巫舞,是戴虎面具的图腾舞。巴人图腾舞在武王伐纣之战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巴方在阵前的一种歌舞活动。只要巴人在阵前作一回歌舞,殷朝的天下就捧手送给周朝了,这不是奇迹是什么?这一传说的产生,与巴人曾“歌舞以凌”参与这次战役有关。所谓歌,就是先锋或先头部队作出冲杀或刺杀的恐吓性动作,大武舞即模拟这些动作而产生的。
说“歌舞以凌殷人”,并不是说仅凭歌舞就击败了殷军,而是指在开战之前以这种高歌狂舞的特殊方式,首先从心理上将对方扰乱,先声夺人,使其精力分散,不知所措,于是趁此机会施以猛击,所以殷军很快“前徒倒戈”。这种歌舞实是巴人作战时所采用的方略,为的是从心理上先战胜敌人。作战胜负的关键在于将士们的心理防线稳与不稳,如果哪一方先在心理上失衡,一定是要吃败仗的,巴人的“战舞”既打掉了对方的心理防线,又鼓舞了己方的士气,所以终于打了胜仗。如此看来,巴人在战事之中是很懂得心理作用的,勇中施智,智勇兼备。
巴人这种智勇双全的精神,又是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