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虚伪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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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些心机深沉的如郑公,秦公等,都看到了里面蕴藏的大机会,纷纷装模作样的保驾,捞取了巨大的政治资本。
    从幽王自焚到所谓千金买笑这个从历史到传说,从传说到神话的过程中,可以看见人族腐儒操纵舆论和文过饰非的本能,这是不可避免的失却真实的杯具,但腐儒对此津津乐道,称其为有益于教化。当时元帅已没,自然不可能感慨他当初发出的对人族善于湮没历史的判断得到验证,但彭族的精英之后,一直孜孜以求大道而感觉不容于主流的彭不悔,对此也深有感触,代替元帅发出了同样的叹息。为了所谓的教化和正能量,就篡改历史,这个毛病将一直伴随人族的历史进程么?
    任思绪飞扬了好大一会儿,彭无害回到在关于神马藤黄这一条人族注解:“腾黄者,神马也,其色黄,王者德被,四方则至。一名吉光,乘之寿三千岁”。和腐儒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神道教典籍云:“腾黄之马,吉光之兽。”按上述文献所云,是吉光把鬃黄色的骏马“腾黄”驯服驾车。“乘”者,一车四马的总称。这些被驯服的马,能听懂吉光的语言。呼行则行,呼停则停,当时人们称为“神马”。
    当时挚国给夏王朝的主要贡品便是车辆和神马“腾黄”。所以吉光不仅是挚国国君,又是一个大发明家。以后吉光后裔制造的各种车辆,除作为贡品向夏王朝纳贡外,大部分被各方国部族君长购置使用,或作为最华贵的礼物互相赠送,故“挚”又作为“礼物”,异书为“贽”。《尧典》曰:“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死所以为贽”即陪葬车马。按元帅考证:吉光后裔建立的国家有谢(历代史家众说纷纭,注释谢邑的地望有河南汝南、唐河、南阳、信阳、罗山及山东宁阳等6处)、章(古鄣国,在今山东东平东)、舒(在今安徽庐江西南)、吕(在今河南新蔡)、祝(在今山东宁阳北40里处,西邻鄣国)等。
    夏朝末年,吉光的嫡系又诞生一个杰出的人物挚君仲虺。仲虺,又作仲壘。《史纪夏本纪》记载:夏桀嗣位后,为政残暴。挚君仲虺便投靠了有灭夏之意的商族首领成汤。成汤以有莘氏的家臣伊尹(陪嫁到商国)为右相,仲虺为左相,运筹灭夏大计。先后经十一战而灭夏。成汤“践天子位,平定海内”,建立商朝。“仲壘作诰”,废除夏王朝的一切法令。由于仲虺辅助成汤灭夏有功,仲虺之后继建立了畴国(在今河南平顶山市西南)。故殷商时期挚、畴、谢、章、舒、吕、祝等国,皆为殷商王朝依靠的主要力量
    商朝末年,周国兴起于西方,其国君季历,为东进中原,亲自朝商窥视,商王武乙还赐予他土地三十里,玉十珏,马八匹,从此周国为西方侯伯,称雄岐山,势力日益强大。《诗经大雅大明》篇记叙道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太任有身,生此文王。”诗的大意是:挚君的二女儿太任,从殷商的畿内之地,千里迢迢嫁到岐周,与季历结为夫妻。太任怀孕,生下周文王。三国吴著名的学者韦昭注:“挚、畴二国,任姓,奚仲、仲虺之后,大任之家也。”可见在三国以前,韦昭等学者一致公认:奚仲、仲虺建立的国家系挚国、畴国。关于挚国的地望,《后汉书郡国志》载:“平舆有挚亭,故国,姬姓”。
    为何夏商周三代非有莘氏君,即娶有莘氏女呢?一个是有莘氏族源于翔族后裔东夷人的玉凤集团,偶尔还能见到真凤血脉或者玄鸟等珍稀血脉出现,虽然血脉稀薄,但这种福分非常浓厚,是很能兴旺部族的,也是天道所中意护佑之所。在元帅看来,这就是强大的基因遗传因素,是外人抢不去的。也很好运用域外星系的科学道理来解释。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想那古时候,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人民富足,文明远较他处发达昌盛,当是才子辈出,美女如云。也就是良好的环境给了有莘氏自由奔放的实现,强健优美的体魄和外貌。综上,古有莘氏虽不为后人所重视,却恰是华夏民族之正宗的王室王族。
    由于有莘氏是王室,夏商周三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层出不穷,这些人的后代不断立宗分姓,曾经十分庞大的有莘氏便渐趋萎缩,最终只剩下陕西合阳、山东曹县莘家集等少数几个聚集地。如今,莘、辛两姓更是成为一个小姓,百家姓里排不到第三百位,据说散布于山东、四川、安徽、浙江等地云。
    有莘氏的尊贵女子终于嫁入了西岐王室,这是人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从此之后,一直在狄地放马牧羊的周人,一跃成为和大邦联姻的荣耀家族。从此之后,再没有其他人族敢于背后嚼舌头了,因为大周已经完全占据了土地,又因为联姻大邑商,所以岐周正式成为了华夏的一个贵族,甚至最后成为了纣王分封的西伯侯,也就是西部战区总司令这样位高权重的职位。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大周才疯狂运转起来,开始了战略准备,对大邑商要来一个顺应天道的讨伐。这就让人不能不想起关于夏末的时候,同样有一个野心勃勃之辈也在窥视神器。事情还要从大夏的鼎盛时期说起。当时元帅感觉困惑难解的是,大夏竟然在如日东升的时候突然迁徙王都,这背后的原因后来被元帅找到了,原来是庞大的东夷压力。
    帝廑(也名胤甲)之世,夏王国势力西迁,文献记载为“西河”。此“西河”绝非龙门之河的西侧,也不是西渡茅津渡而进入运城地区,从考古和文献两方面来判断实际是指伊洛之地,包括毗邻的豫北地区。夏后氏主体从立国数百年的“河济之间”远撤伊洛,无论是元帅还是熟稔古典的彭不悔,都认为与无法承受与兖州夷人关系长期紧张的代价有很大关系。
    西撤后的夏王国不再有与夷人冲突的记录(末王夏桀除外),相反倒是有“诸夷宾于王門,献其乐舞”的盛况,正应了距离产生美感的法则。或许是西迁后的休养生息带给了夏王国新的繁荣昌盛,于是末王姒癸(或名履癸)不安分了,对东夷又有了新想法,灭亡的诱因也可主要归结于夏桀激化了与东夷族群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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