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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说明,当年是风胡子奉楚王之命,始有欧冶子、干将铸“龙渊”、“泰阿”、“工布”三剑.那么风胡子究竟是何许人?
这还要从春秋晚期楚、吴、越三国争霸说起.楚、吴、越三国分居于长江中、下游,为争霸天下,多年来兵戎相见,战争不断.因南方地域河渠众多,水网纵横,故这三个国家的军队多以步兵为主,以水陆两栖作战见长.步兵所需要的是适于近距离拼杀搏斗的短兵器,而剑正具有锋利而轻便,能直刺又可劈砍的特点,开始受到重视,并迅速得到发展.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传奇的铸剑大师,如越国的欧冶子和吴国的干将莫邪,就是其中最著名的。
在这场“军备竞赛”中,先有欧冶子“乃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为越王允常铸宝剑五口,“一曰湛庐,二曰纯钧,三曰胜邪,四曰鱼肠,五曰巨阙”。越王后将其中的湛庐、鱼肠、胜邪三剑献吴王,“阖闾得而宝之”。
吴王在伍子胥的辅助下,行“立城郭,设守备,实仓禀,治兵库”的强国之道,因缺少锐利的兵器使用,广召冶铸能工巧匠,并请干将“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铸名剑二枚,一枚叫“干将”,一枚叫“莫邪”。
相对而言,此时楚国的铸剑技术,尚不及有“宝剑之乡”之称的吴越.但楚王不甘落后,不惜以“重宝”命风胡子礼聘铸剑大师欧冶子和干将,请他们铸剑三枚(这在尚流行青铜剑的当时,铁剑算是“新式武器”了)。正是由于引进了吴越先进的铸剑技术和人才,加上后来越国灭掉了吴国,楚国又吞并了越国,吴越精湛的铸剑技艺为楚国所掌握.特别是楚国所铸造的铁剑,其锋刃锐利,硬度和韧性远优于青铜剑,代表了当时最高的铸剑水平。
据《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记载,秦昭王曾经向秦相范睢表示过如下忧虑:“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恐楚之图秦也.”秦昭王当时这样赞扬楚国生产的铁剑之锋利,甚至成为“楚之图秦”之威胁,说明当时楚国铸造的铁剑确是驰名天下的.难怪《史记李斯列传》说,秦统一六国以后,秦始皇所佩之剑,即是欧冶子为楚王所铸的名剑——泰阿剑.当然,这是后话了.从楚王先是召见风胡子,询问是否可以礼聘欧冶子、干将铸剑,说明风胡子应该是楚王的近臣.据史料记载,当时吴国就设有专门负责掌管剑的官员,称为“掌剑大夫”.那么风胡子于楚王,可能也是与剑有关的官员了。
在人族的典籍中,风胡子和欧冶子的关系,就是如此错综复杂,里面自然多了许多谬误。彭无害熟读元帅的考据笔记,自然看到了元帅曾经对欧冶子的考证,其人乃是瓯越人后裔,天生具备翔族的大日功法,自然可以熔铸出精铁。
但一柄神兵利器,并不是因为材质上等就可以称之为神的,它的内涵灵性,还需要另外赋予。这种沟通宝物器灵的功法,可是南方翔族骆越族人的秘传。南方翔族,和东夷并非一脉,而是殊途同归的关系。
骆越国是岭南著名的方国,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其中提到“路人大竹”,“路音近骆,疑即骆越。”路即骆,此说中的。
在《吕氏春秋本味》里,又提到“越骆之菌”,汉代高诱注:“越骆,国名。菌,竹笋。”越骆是汉语提法,意为越(山)谷或越鸟,越人语言倒装为骆越。
《史记对骆越记载稍详:“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贿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对这段话,《集解》案:“《汉书音义》曰:‘骆,越也。’”
西瓯与骆越是南越国西边两个并存的邦国,并非如梁朝顾野王在《舆地志》中所说的“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为西瓯。”两个邦国,才能相攻,这是司马迁在叙述南越国政事及其与瓯骆关系后所做的评论,一言中的。从考古上看,西瓯与骆越的文化是有不同特质的。
平乐银山岭战国墓与武鸣马头安等秧墓的族属支系是不同的。联系文献中关于古西瓯、古骆越人的地域记载,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葬应是西瓯人的墓葬,很可能是西瓯方国的政治中心之一,武鸣马头墓葬则是骆越人的墓葬,是骆越方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地。
骆越并非部落或部落联盟,而是“黄屋、左纛、称制”,是正式的地方国家政权,“称制”即建国,且“与中国侔”,侔即相等,也就是其政权结构皆仿中央王朝,与之并齐。
考古也证明骆越是国家而不是部落或部落联盟,和西瓯方国以铜尊、铜鼎为权力象征不同,骆越国则以铜鼓作为权柄的标志。铜鼓有五种功能,这就是祭祀礼器、歌舞乐器、疆场战鼓、财富标志、权力重器,其中作为权柄标志的权力重器是最主要的功能,犹如中原的大鼎。其他功能是围绕权力重器而存在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在祈求权力永固;戎在捍卫权力。
考骆越国时代产生的铜鼓,大都产生于骆越分布地区。如产生于春秋初期的万家坝型铜鼓,为濮越人和骆越人所造,故其分布西达云南楚雄,中部在文山,东部达广西田东。文山和田东为骆越国故地。石寨山形鼓也是濮人和骆越人所造。冷水冲型铜鼓最先为骆越人所造,其后裔僚人继之,其分布的东端为广西平南、桂平、藤县,中部沿黔江两岸,经过横县、贵港、上林、武鸣、邕宁,往西达到田东、西林,也是骆越所居或骆越与西瓯交错地带。从西汉到唐代是北流型、灵山型铜鼓繁荣期,它们是俚人心血的结晶,而俚人是瓯骆人的后裔。不过此两类铜鼓的分布都没有超过浔江北岸,说明铸造者主要是骆越人的后裔,他们谨守祖先的业绩。总之,铜鼓是骆越国的重器,是政权的象征,
骆越国辖区出土的牙璋,是骆越为方国的又一证明。出土牙璋的地方有武鸣、龙州、那坡等县。武鸣出土牙璋的地方是骆越国都城附近的岜马山,此遗址上限当在商代或周初,正是骆越国建国初期。
铜鼓和牙璋,是骆越人沟通器灵的两种灵器。元帅就是对这两种灵气产生兴趣,才在考据笔记里不厌其烦地介绍了其中的功用和玄秘,甚至破解了当时很多道德之士乃至截教大能的法宝的秘密。这是元帅的得意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