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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识渊博的元帅看来，铜鼓不但是通灵的媒介，还是一种乐器和礼仪重器，也是一种装饰图案丰富多彩的艺术品。
以元帅所在的域外星系坚里梅邦联的科学术语来看，铜鼓表面装饰最普遍的是几何纹饰，以最单纯的点、线以及圆形、方形、三角形等为基本要素，按照美的法则构成各种图案。有的几何纹样，充当主体纹饰，表现一定的主题思想；有的组成丰富多彩的几何纹带，作为边饰，起着陪衬烘托、美化主体纹样的作用。最常见的几何纹是云纹、雷纹、水波纹、席纹、钱纹、栉纹、三角齿纹、细方格纹、羽状纹、网格纹、菱形纹、圆圈纹、同心圆圈纹等等。
最直观的纹饰则是写实图案，如鼓面中心的太阳纹，主晕中的翔鹭纹，竞渡船纹、羽人舞蹈纹。太阳纹有光体和光芒，铜鼓上饰太阳纹与古骆越人对太阳崇拜有关。铜鼓上的翔鹭纹，一般是4只，其次是6只，也有8只，10只，14只，16只，18只的，最多的达20只，都以逆时针方向绕着太阳纹飞翔，连绵不断，构成一个锁链式的花环。
胸部的羽人划船纹，船的首尾装饰成鸟头鸟尾形象，船上有化装的人在活动，船下有鱼，船的前后有水鸟，反映了船在水中的环境。腰部的羽人舞蹈纹，舞人头戴羽冠，上身裸露，自腰以下围以鹭尾舞裳，双臂下曲，向左右侧伸，扭动腰身，翩翩起舞。
太阳崇拜和鸟崇拜，是翔族的最鲜明特征，在骆越族人的先祖翔族看来，仅仅汲取日精作为真元功法，还是不够的，日精之外还有日魂，只有能沟通日魂，才是真正地获得了太阳神灵的照拂，那种境界，叫做扶桑之爱。
铜鼓的沟通器灵的妙用，按照元帅的考证应该来自当初翔族对日魂的沟通。推而广之，翔族的传人认为，万物有灵，铜鼓就是这种灵媒。只有唤起器物的灵魂，宝器才能有神，也就是所谓神器。
而对于后天打造的一些器物来说，如何赋予其灵魂，也是翔族这些先贤大能想出了解决之道。这就是另一件通灵媒介牙璋之上的神兽纹饰。
骆越之地属于九州的梁州之地，和百濮等地其实是一体。梁州地多山，各山神中也多为异兽。《山海经东次二经》中写道：“姑逢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鸿雁，见则天下大旱。”《山海经南山经》：“基山，……有兽焉，其状如羊，九尾四耳，其眼在背，其名曰猼訑，佩之不畏。”这些“如狐”、“如羊”的异兽实际上就是山神。这些山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多种动物组合而成，外形非常恐怖，属于组合型动物。且它们常常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如“见则天下大旱”、“食人”等。可见，这些异兽给梁州的翔族先民们带来了无穷的灵感。正是因为这些灵感，增加了古翔族先民制作器灵的神圣感。
翔族先贤创造了大量的凤鸟纹饰作为器灵。《山海经大荒西经》：“氏羌以鸾鸟。”又：“有弇州之山，五采之鸟仰天，名曰鸣鸟。爰有百乐歌舞之风。”“有白鸟，青翼，黄尾，玄喙。”郭璞云:“奇鸟”。古梁州地区的鸟大多是“鸾鸟”、“五采之鸟”、“白鸟”、“奇鸟”等。它们往往是吉祥、和平、繁荣的象征。这些“鸟”的栖息地，必然也是百谷自生，草木所聚，灵寿实华。在古蜀文化中，鸟的意象包罗万象，几乎应有尽有。
古梁州的鸟，不仅具有创生之象、造物之意，而且还能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其形象神秘怪诡、复杂多变。其色彩青、黄、白、红、五彩斑斓，有五彩纹身。也有状如人面，其品德仁义、忠贞、勤劳、有信无所不包。它们不仅有世俗之用，还有神圣之意。可以说鸟既是被崇拜的图腾标志，又是来往于人神之间的精灵。古梁州玉璋大量的带有鸟形象的器物可以看出，没有任何动物像鸟这样被描摹得如此逼真，又富有韵味，夸张奇特。也没有任何动物，像鸟一样受到如此地重视和崇拜。
有趣的是，元帅竟然在考证出牙璋这种通灵媒介是翔族的古老遗传后，还大开脑洞，猜测这种翔族的灵物是源自对鳞族的观察。
牙璋的奇特造型，曾让元帅困惑良久。后来偶然出海远眺，看到一物跃出海面，原始才哑然失笑，脑洞大开。元帅在笔记中猜测牙璋的原型当是“蚩尾”，因为牙璋的形态本身象极了鱼尾。“鸱尾”的作用是厌压火灾，它是河精，也是海神，其实就是鳞族的高层。神州的海神，当初不被视作鳞族，最早的记载是在《山海经》中，有东海之神禺(豸虎)和北海之神禺彊父子，这父子两位海神有点象是鲧和大禹，夏民族的祖先。而用牙璋来表现“蚩尾”，极有可能是一种原始的东夷翔族对鳞族的灵魂操纵。
通过元帅考据，神州各地出土的形形色色的牙璋，确实能够媲美于“蚩尾”。牙璋与“蚩尾”传说一样，最初都出现在青州的海滨，也都有着数千年年以上的历史。最关键的一点，它们都源于远古翔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