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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国虎贲的出现，如同撕裂历史长空的闪电，又唤起了藏匿在大楚典籍深处的记载。
在巴玉娇率领虎贲勇士痛歼晋国燕国的入侵者时候，大楚的朝堂上，矮小残疾又神秘无比的莫敖大人，刚刚放下了手里的龟甲。他已经卜算出师卦第五爻，爻辞：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利执言：是猎捕的说词，田中有野兽，也代指国家有叛乱生事的人，这些是出师的理由，所以把这些理由跟人们说清楚，属于出师有名，这样是没有灾难。委任德高望重的长者为军中主帅，必将战无不胜，委任无德小人将运送着尸体大败而回，占问的结果必然是凶险的。
现在，大楚刚刚打下来的百濮庸地，有地老鼠在活动，北方来的阴谋者，可以被一网打尽，这是师出有名。但选择的主帅，因为大楚并没有派出兵马，所以主帅要应到巴国的身上。巴国国君的长子啊，可是个女的。精擅情报收集的熊楚莫敖，拿起手边的一个玉盘，一口青气吹在玉盘上，玉盘变得澄明如镜，里面显示出一个千娇百媚却拥有英武之资的女子，正是虎巴女神巴玉娇。
到底是把虎巴放出来了啊，相貌奇古的莫敖大人，闭目陷入了沉思，几千年巴人的凄风苦雨，映入了他的脑海。
关于“巴”字的本义，历来众说纷纭，如水形说、芭茅说、虫蛇说、地形说、石穴说等等。其实巴字本义，与古代巴人的品格与精神紧密联系，由巴人精神产生，巴人精神又因“巴”字形构与表意而得以传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不可割离。
在“巴”字本义诸说中，影响深远的是东汉许慎的“虫蛇说”，后世从者甚众，故先讨论。《说文》：“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象形。”许氏此释的依据可能是《山海经》。《山海经海内南经》中有这么一段：
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黄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
虽然后世辞书都依许慎之说，将“巴”字本义释为食象蛇，但许说却有几大疑点。
其一，如果许氏说确依《山海经》，那么《山海经》中却明明仅说了“巴蛇食象”，并未说巴人、巴国就由此而得名，更未与“巴”字表意挂上钩。相反，《海内经》又说：
西南有巴国。太嗥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为巴人。
据此看，许氏之说失去了依据，恐属臆测。
其二，如果说巴人的得名和“巴”字表意，是因巴地有食象大蛇，那么古代巴人的图腾崇拜就一定会是大蛇，这是古先民图腾崇拜与名称由来的通例。当然，后来不少巴文化研究者也确有古代巴人的图腾为蛇的说法，但是到目前为止，学界的主流意见都认为巴人的图腾是白虎，而不是蛇。而且这也确有古文献和考古资料为证，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廪君（一般认为其为巴人始祖）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虽然人们对此也有争论，但《后汉书》是比较正统的史书，可信度还是很高的。一些考古资料也证实巴人的图腾是虎。湖北恩施自治州文物馆收藏有若干个虎钮錞于，其中还有一个双虎钮錞于（据说湘西也出土过一个），据载，重庆市博物馆也有收藏。这些虎钮錞于均出土于古代巴人的聚居地——清江流域、长江三峡和湘西地区。如此众多的虎钮錞于均于巴人故里出土，这对说明早期巴人的图腾崇拜是有重要意义的。
其三，许慎释语，首释“虫也”，其次才说“或曰食象蛇”。后来的辞书和研究者一概抛弃许氏列为主要考虑的义项——“虫”，而均依从了许氏置于次要考虑对象的义项——“食象蛇”。这可能是由于民间说“蛇”、“虎”等凶猛兽类时，均采用避讳之词——“虫”所致。如《水浒传》写武松在景阳冈遇见老虎的情景时“：一阵风过处，只听得大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虫来”。并不说是“跳出一只老虎来”，即是民间避讳之俗在文学作品中的表征。根据《说文》释义的惯例，一般都是把主要义项（或最原初的义项）放在首位，而把次要义项或不同的说法放在次要位置的。显然，许说的两个意思都不能成立，巴字的本义既不是虫，也不是蛇。
秦实行“书同文”的措施，这在历史上是一种轰动性的大事，其功劳可歌可泣。但由于当时是以行政命令做这项工作的，因而在实际操作中，对很多字形的规定，往往没按汉字发展的自身规律办事，把一些字形或整体或局部搞乱套了，使其失去了最初的表意宗旨，这在小篆字形中举不胜举。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人们每每说到文字形体变为小篆体式时，总称之为“讹变”。许慎仅凭小篆之形释义，所以误将“巴”字的人形释为“虫蛇”，其错误的根源就在小篆的“讹变”上。
大凡推求一个字的本义，历史学上人们常常依据三方面的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