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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王伐楚与早期楚史和楚文化研究有极重要的关系，但这样一件西周史和楚史上的重大事件，却因为周人的隐讳而蒙上了重重迷雾，甚至连周昭王征伐的对象到底是谁都存在争议。根据现代学者的考证，周昭王所伐之“楚”并非“楚国”，而是西周时期和楚国并立于楚地的楚蛮。
“楚”有二义，一是指芈姓楚国，二是指南方楚蛮。周成王十九年，楚国先祖熊绎被封为楚子，封地在楚蛮之地，因此楚国与楚蛮有交集，到东周时，楚国崛起吞并了楚蛮，两者才混为一体。在周昭王时期，楚国爵位不过是楚子，封地仅五十里，荒僻贫弱[8]。在这种情况下，周昭王不可能尽起六师，倾力南下攻打小小的楚子，更不会收获颇丰，大小贵族均兴高采烈地作器铭功。而且如果周昭王果真的因为南征楚国而丧命，则周、楚必为不可解的死敌，周昭王之子周穆王不可能不报此仇，楚国更不可能在周穆王十四年还作为周朝的封国参与伐徐之役。
而楚蛮在周昭王时期占据地域广大，大约在今汉水中上游的丹江地区和下游的汉东地区，且占据铜矿主产地铜绿山。在先秦时期，铜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政治、经济、战争等方方面面都广泛需求。楚蛮虽然人数众多，分布广泛，但始终没有如从前的三苗和后来的楚国一样形成一个强大统一的政治体，只是一些分散的部族，这种情形下的楚蛮正适合作为周昭王南下征伐的对象。
昭王南征之“楚”为楚国的说法最早出现于东汉，王逸注《楚辞天问》。后世学者多信此说，口口相传代代为继，使得昭王南征楚国几成定论。
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除了印证文献史籍的记述之外，有时还能提供或补充人们所不知的历史情节。应当感谢考古学家的辛勤劳动，由于他们的发现，我们幸运地获得了对“昭王南征”这段史迹更全面的认识。
70年代在周原出土了一批微氏家族的青铜器，其中对西周史事记述的最重要铭文是穆王时代的《史墙盘》，作器人墙世代为周王室的史官（乍册）。史墙对昭王南征作了完全肯定的评价。铭文说：“弘鲁昭王，广批荆楚，唯狩南行”，说昭王大规模地挞伐荆楚，因为巡狩而到了南方，从而赞扬昭王事业的宏伟（弘鲁），铭文中全无“南征不返”之类的遮掩之词。
收藏在北宋《博古图录》和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等书中的著名的安州六器是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在安陆（今湖北孝感）出土的一组有铭文的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包括两件中方鼎、中觯等器，作器人是曾跟随昭王伐楚的贵族“中”。考古学家综合研究了这六篇铭文，发现了以往少为人知的昭王南征的纪事。例如中方鼎记述了昭王十六年伐楚，曾命贵族“中”先去南国准备行宫。中方甗则记录了“中”所走路线经过的地方，其中有方邓、鄂师、汉中洲等。在另一件中方鼎的铭文中说到昭王十六年伐楚获胜凯旋归来，赏给贵族“中”采地（邑）。从各铜器的铭文分析，昭王伐楚是动员了大量的人力，规模也大，有许多贵族都跟随昭王。
昭王三次南征，把荆蛮的资源当做可以掠取的财报，很多贵族跟随昭王，这一幕很有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味道，只要去打仗，去抢他娘的，大家都会发财。然而，荆蛮之中，还潜伏一个当初子爵小国，楚，如果任凭资源被中原各国掠夺走，楚国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本钱。所谓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在周天子和一众权贵正在醉生梦死，享受掠夺盛宴的时候，真正的杀机来临，潜伏在黑暗中的怪兽张开了她的锋利爪牙，后果就是，周昭王在第三次南征的时候，稀奇的死掉了。
能够佐证周昭王死于南征的历史文献还有《竹书纪年》。其曰：“（周昭王）十九年春……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曀，雉兎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这里的辛伯，即是辛余靡，而我们据此可知辛余靡所封之侯是为伯爵。此外，此则记载虽未详细叙述周昭王死时情况，但却记下了当时的一些天象与自然景象：“天大曀，雉兎皆震”。
所谓“曀”，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天色十分阴暗且雷电狂风大作”，在这种异常天气之下又导致了“雉兎皆震”，也就是当地的野鸡、野兔被雷电击死不少。《竹书纪年》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记载？笔者以为，古人为了加强对记载特别事件的感染力，往往将当时的天气或自然界的异常现象同时载入史册以让人们加深印象，《竹书纪年》在记载周昭王之死的时候便采取了这样的古人常用手法。
关于《竹书纪年》所载周昭王南征而死、其时雉兎皆震之事，在屈原的《天问》之中也有涉及：“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在这里，“白雉”一词，应该是古人之笔误，其全句应为：“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兔雉？”翻译成现代汉语，其为：“周昭王施政取得成功，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