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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到崇侯虎的谗言，纣王囚禁了文王，文王的谋士们四处搜罗奇珍异宝，用于营救文王，其中还从有莘氏求来美女。《尚书大传》写作“有参氏”。这些都是汉代的说法，“有莘氏”似乎成为了美女集中营。贡献美女异宝讨好纣王的说法虽然不能得到其他先秦古籍的印证，却有其他资料可以把问题引向其他方向。
崇侯虎是战国文献中经常提及的人物，他是作为周文王的死对头出现，似乎是纣王身边的重要将领。文王开疆扩土之时，伐崇曾经是重要的战役。然而帝辛卜辞或金文之中没有一个叫崇侯虎的人，倒是武丁时期的卜辞中有个叫“仓侯虎”的大将极为活跃，也有学者直接将“仓侯虎”释文为“崇侯虎”。而且卜辞中还出现了仓侯讨伐“周”的内容，这就比较有意思了。
关于“周”的卜辞，也主要集中于武丁时期，从卜辞相关内容来看，“周”在武丁时期兴盛了一段时间，经过武丁派遣包括仓侯在内的将领反复征讨，最终臣服于商朝。而且＂周”还和“鬼”出现在同一卜辞之中，或许可以与《周易》中记载的“高宗伐鬼方”互相对看。更有意思的是下面这段卜辞：丁巳卜，古贞周以嫀。贞，周弗以嫀。周以嫀。
看内容，似乎是在讨论是否接纳周人献上被称为“嫀”的女子。其他卜辞中也出现了“妇周”，不知是否与这位“嫀”。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传统观点认为，周人原本居于豳地，后因遭受戎狄所迫，被迫迁于岐下周原，盖因此得国号为“周”。卜辞中的“周”都是武丁时期，这就出现两种可能：一、卜辞之周为他族，与周朝无关；2、卜辞之周就是后来的周朝，周族得名并非史籍所说。这两种看法孰是孰非，暂且不做辨析。我们先把目光集中在“嫀”字上，嫀字读音是色臻切，是“莘”的另外一种写法。
嫀、鬼方、侯虎，这些元素都属于武丁时代，难道说战国时期关于崇侯虎与文王的传说，实际上是移植了武丁时代仓侯虎与“周”的传说？当然，这里面或许存在某种巧合性，先说出来，或许会有某种启发也说不定。
现在可以明确，在三代的时候，姬周就和强大的商，以及其他方国进行过恶战，而其中一片战场，就在荆蛮大地上。
春秋战国时期，湖北的土地上曾有强大的楚国，还有个称雄一时的鄂国。湖北的简称“鄂”、“楚”与此有关。随着曾国的来龙去脉渐渐被摸清，它与鄂国、楚国间的关系也日益清晰。
史料证明，湖北的简称确实得名于鄂国、楚国。不仅如此，鄂、楚、曾三国同处一时、比邻而居，势力还都不小，于是，演绎了一段后来鲜有人知的“三国演义”。
“不服周”的鄂国又称噩国，始为夏商时的诸侯国，原封在今山西乡宁县一带。商末，鄂侯在朝中为大臣，与西伯姬昌、九侯并列三公。西周初年，鄂国故地被晋所并，遗族南迁，立国于随县安居镇。1975年，在安居羊子山墓群出土青铜器4件，有鼎、簋、爵、尊，时代为西周早期，出土带有“鄂侯弟季”铭文的鄂侯尊和鱼父乙爵青铜器。2007年11月，安居羊子山又出土了一批弥足珍贵的青铜器，多有铭文，属于鄂国青铜器。
起初，鄂国与周王朝关系不错。根据出土的《噩侯驭方鼎》铭文记载，周王南征，鄂侯驭方前往恭候迎接，献礼设宴。周王也亲赐驭方很多财物。然而，随着周王朝式微，鄂侯反周。1942年陕西扶风出土的青铜器《禹鼎》铭文记载：约公元前800多年，鄂侯驭方联合南淮夷、东夷叛乱反周，一直打到东都成周（今洛阳市东白马寺一带）附近。周厉王举全国之力进行讨伐，战争相当惨烈。周王伐鄂时有“不遗寿幼”之命，即不论老少，一律斩草除根。鄂被灭后，其余部迁往河南南阳，史称“西鄂”。曾国坐收渔翁之利，迅速“接管”鄂国原有地盘，这才成了汉东第一大国。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曾国“接管”鄂国后，面对的是楚国的征伐。楚国的“不服周”，可能比鄂国由来更久。史载，楚人的祖先最早活动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后在商朝的驱逐下被迫南迁至湖北荆山一带，与南方土著迅速融合，成为一个很有实力的部落。商朝末年，楚人应邀与武周王联手伐商。但周朝立国后，楚人毕竟是外姓，只得封地五十里（子爵），地位还不如曾国（侯爵）。楚人奋发图强，在江汉流域迅速崛起，成为南方第一大国。但是，在名义上，南方的第一大国还是曾国。这成为楚人的心头之患，故而有“吾不得志于汉东”之叹。据《史记楚世家》所载，公元前706年，楚国伐随（即曾国）。随人迫不得已，前往周都，请求王室尊楚。后经过楚国多次讨伐，曾国最终确定世代与楚结盟，并听命于楚，沦为楚的附庸国。
事情还没有完，在神哭鬼叫的荆蛮之地，这些强大的种族厮杀，卷入的国家越来越多。一个延绵几百年，跨越商周两代的邓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