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点小说(dingdian666.com)更新快，无弹窗！
而亲兄弟之国”的内政外交方略，所以它在春秋早期敢于屡抗楚锋，成为抵御楚国东进北伐、问鼎中原的前沿堡垒。
随国自从西周早期登上历史舞台始,便同楚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随国史,就是一部随楚关系史。
周武王克商立国后,曾先后分封七十一国,其中武王兄弟十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皆举亲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而作为“汉阳诸姬”之首的随国,其任务是监控南方蛮夷之国,以拱卫周疆。随国封于何时,史无明载,但据“安州六器”,不会晚于周昭王之世。学术界大都认为,“安州六器”所载,即《古本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十六年伐楚荆”事,而据“安州六器”所载昭王南伐荆楚经过唐、厉、随等国并于唐国整治军队分析,昭王的这次大规模行动无疑得到了以随国为首的汉东诸国的积极配合,这说明当时的随国同楚国已存在着矛盾。
随国的立国史无记载，但随国却成为汉阳诸姬之首，和熊楚对抗数百年，甚至成为周天子南征的前进基地。这里面显然是有人在故意抹去随的痕迹，如果不是惊天宝物安州六器的出土，随国的历史将更湮没无闻，随国承载着姬周宫廷的秘闻也就无法重现天日。
安州六器，指的是宋代人发现的西周早期青铜器。
据宋人王黼等著《博古图录》记载，重和戊戌年（1118）出土于安州安陆郡孝感县，凡方鼎三、圆鼎二、甗一。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称为南宫中鼎、中鼎、召公尊、父乙甗。其中一件青铜鼎上，出现数字卦二。记述此器较早且较详的,是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三《安州所献六器铭》跋，云：“右六器铭，重和戊戌岁安州孝感县民耕地得之,，自言于州,，州以献诸朝。凡方鼎三、圆鼎二、抓一。皆形制精妙，款识奇古。
这六件文物的出土，轰动了当时的朝野，连史书上都突出地记载了这一件事，可见其影响之大。据《宋史徽宗纪四》“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三月庚戌，蔡京进安州所得商六鼎。”这就是说在宋徽宗宣和元年三月的时候安州地方出土了六件商代青铜鼎，这在当时确是一件大事，人们以为这是天降祥瑞，当这些宝物由安州送到京城后，奸相蔡京便将这六件青铜器献给了皇帝。从此这“安州六器”就成了中国古代文物考古、金石学方面的一件重要事件了。千百年来经常为人们所引用。
据《孝感县志》记载，在明万历二年(1574年)甲戌九月，孝感县城拓展城墙，民工挖得一匣，匣中出古鼎一件。形状为“蟠腹爹口、三足两耳，周园端严，体被五色，上有识皆古领捕文，大小凡六十字。”当时人乐道为祥瑞，遂筑鼎于其地，名为“神鼎阁”。请著名文学家王世贞为记。王在文中考订此鼎为周初南宫仲父方鼎，并说稽正宋人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款识》文字皆合，又据《汉阳府志》引明《一统志》说:“宋徽宗时，孝感县东湖村(约今孝感市北门大街附近，神鼎阁毁于兵火)夜有光烛夭，农人闻于官，掘地得周九鼎贡于朝。”清雍正《湖广通志》卷七七古迹志里也有类似记载。在其孝感条下有:“东湖村在县东，宋徽宗时村民视夜有光烛天，闻之于官，掘地得周九鼎贡于朝……”。
怎么“安州六器”忽地变成了九器呢?《孝感县志》引述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谓“安州六器”皆得于安陆之孝感县耕地得之，计方鼎三、园鼎二、甄瓦一、其铭文著在法帖之九卷、十卷、十六卷”。并说“此六器”靖康之难，俱为金人掳去不知下落。”《县志》接着说在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法帖》中又记载“方宝甄一、曾侯钟二，同得之于安陆孝感。”还说“此三器藏之于方城范氏”。这样一来,宋代在安州所出实为九器.经查阅明朱谋至刻本宋人薛尚功所著《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与《孝感县志》所说基本相符，只是小有差误。
这批器物可能是两次出土。至于《孝感县志》说两件曾侯钟与方宝献均藏方城范氏则是错误的。在薛书里明确记载只有一件曾侯钟藏方城范氏。薛尚功为北宋末至南宋初人，是当时著名金石学家，《历代钟鼎彝器软识法枯》编著于南宋绍兴年间一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当是可信的。
《宋史徽宗纪》将“安州六器”记为“商之六鼎”显著是错误的。在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记载“安州六器”和另三器均为周代器物，每件器物皆有铭文。
据薛氏考证：三件南宫中鼎，皆南宫中所作。南宫其氏也，中其名也。周代有南宫氏，前一鼎文中有“锡于瑛玉”，据《集韵》云“玉璐小杯也。”又言作乃采者，盖采事也。命以立事，故因为此鼎而刻之铭也。而谓之’’豁父乙尊”者，大鼎也。曰“父乙”者，周初接商之器也。薛氏考“父乙献”“园宝鼎二”皆为周初器物。关于“曾侯钟”，薛氏考订铭文云，“惟王五十六祀，楚王韵章，按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其名为章，然则此钟为惠王作无疑也，唯对“方宝献”没有指出时代。
安州六器之所以引起世人关注，据说是因为安州六器上的铭文有关于曾国的记载，更有甚者，说六器中有一个编钟上的铭文与1979年在随州擂鼓墩出土的一编钟上的铭文一模一样，这就很有点意思了。
陆续有学者利用安州六器的铭文佐证一些事项。
如周昭王伐楚之事，就被专家以安州六器铭文证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尹红兵的《周昭王南征对象考》一文提到：“唐兰先生早年即依据昭王时期的铜器铭文资料对昭王南征作过较详细的探讨，后来尹盛平穷搜金文，以金文来复原昭王南征的情形，黄锡全等学者则主要依据安州六器铭文探讨昭王南征。”，并说：“宋代出土的安州六器铭文曾详载昭王十六年第一次南征的情形，由安州六器铭文看来，昭王第一次南征的主要区域是汉东地区，第二次南征时殒命之地也在汉水下游，汉东地区过长江后就是著名的铜绿山矿区，因此楚蛮手中必有大量的铜，昭王南征只有征楚蛮，才能与金文所记南征获铜的情况相吻合，也与昭王南征的主要目的相合。”
尤其是曾、随关系的研究，更离不开安州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