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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撤退(第1/2页)
安身立命,恍如隔世。
背井离乡,起家如针挑土。
下南洋,走西口,闯关东,都是迫不得已。
华侨城变成空城,当听到‘打倒资本家’口号时,刚回国的海外华人们又开始大规模出国,因为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国内,小富即安的他们最担忧的事是:多年打拼积攒的私人财产一夜之间被没收。
海外华人们做梦都想成为有钱的大资本家,身无分文的穷才是世上最可怕。
1949年2月,三大战役全部结束后,国民党的大势已去。
蒋委员长也从未想到自己今天也会落到当年围剿红军赶尽杀绝被迫长征的下场,他也要开始撤退逃亡。
1937年,淞沪会战后,蒋政府提前撤退去三峡天险屏障的重庆。
1949年,三大战役后,与福建隔海相望的台湾成为蒋政府的落脚之地,成为国民党的‘延安’,民国尚未寿终正寝。
害怕舆论传说中的仇富主义,1949年2月的上海最恐慌忙碌,整个长江流域仍至全国的官僚/公务员/财主/商贾/富翁/名媛/华侨/企业家/国军家眷/外国公民都聚集在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准备拖家带口撤退。
此时的法币已成废纸,北岸的解放军尚未渡江,南京的官员与军队们开始在金融中心的上海翻箱倒柜,争分夺秒把中央银行金库里的大量黄金白银钻石美元和值钱抵押物全都装船运往台湾,国民党政府公务员和国军家眷们也乘船前往台湾,王猛和王镇恶一家也不例外。
有权人都去了台湾。
有钱人都去了香港,与蒋有过节隔阂的政客和军官也都去了香港。
可能是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腐朽黑暗和老蒋的权利独裁,上海的财主富翁企业家们需要找到一个相对法治公平的环境继续经营创业,英国的《大宪章》的口碑较好,香港又是国际自由贸易港,从未出过军政独裁者,没有牛李之争,制度健全,且非常尊重资本,比较适合商人生存。
上海大佬杜月笙也去了香港。
2月21日,在上海浦西外滩CH中国公司总部会议室里,唐人街二十八将和刘悟透一碗饭,还有民生公司的卢先生,圆桌集体讨论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何去何从。
江浙沪的大小企业家们争先恐后将机器设备/贵重资产/账本文件/家具汽车全部打包装船运往香港,民生公司往返上海至香港的船运生意日进斗金,财源滚滚,卢先生也坐镇上海亲自指挥。
卢先生与铁匠刘悟透是重庆北碚区关公庙里的结拜兄弟,民生公司和淬火公司都面临一个艰难抉择。
刘秀的处境很尴尬,1946年回国创业,三年已经投资下七千万美元和八千万大洋,而且都是银行的有息贷款,现在麾下的几家工厂公司刚刚竣工投产,产业链供应商们都撤退跑光,国内消费市场也紧缩,四座华侨城也变成空城。
做生意都要评估风险,中国的每个私营企业家也都担忧辛苦打拼的产业被没收充公,刘秀和卢先生也不例外。
刘秀创业非常依赖美国和香港的资本,他不能背叛资本家。
如果要撤退,去哪里?台湾,香港,新加坡,美国加州,还是智利,或者阿根廷与墨西哥。
贾复发言:“我们还是把总部搬回美国洛杉矶,把工厂设备都运至加州西海岸。”
一文字建议:“加州太远,我们的工厂设备漂洋过海搬过去,属于美国迭代淘汰设备,根本就没有市场竞争力,容易倒闭。上海的老板们拖家带口都搬去香港,我们也应该去香港。”
撤退去美国加州被否决。
邓禹认为:“香港陆地紧挨着广东宝安县,距离广州市也只有150公里,20万解放军三天之内就能轻松拿下攻陷。还是跟随蒋委员长撤退去台湾,隔着300公里的海峡,国军还有近百万军队守卫,相对安全。”
吴汉说话:“香港挨着近,弹丸之地,囊中之物,解放军反而会放过,更重要的原因是:香港是中国百年政治变幻里最中立的庇护落脚所,是中国人观察西方文明制度最近的一扇窗户。”
吴汉继续:“我调查过,孙中山蒋介石李宗仁等都在香港逗留过,以及南昌起义后的红军革命将领也就是现在的解放军首长们大多数都在香港避难休养过,国共双方的领导们从未在香港被捕关押过,香港对不同政见的避难者都一致同仁,对中国的红色革命事业是有恩的。中国人讲究知恩图报,解放军首长们也是中国人,绝不会贸然去收复香港关闭窗口,反而会集结屯兵福建。”
保留香港,通风透气。
杜茂也支持吴汉的观点,他认为:“香港是中国看世界的一扇窗户,一扇通风透气修养避难的窗户,也是中国各派革命者的传统庇护所,与解放军没有深仇大恨,反而有恩。但老蒋当年的五次围剿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