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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5000元人民币，直到现在因为欧元升值和德国银行利息，才变成了1万元。
但即使这些钱，他大部分也是用在复印资料和捐款上，还用于学生的医疗费，剩下的归他和学生一起用。他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与孩子的天性合作》，花费了数年的心血，可是他对出版社的要求是稿费多少不计较，但希望把书价定低一点，让更多读者能买得起。出版社后来给的4000元稿费，他直接让出版社捐给成都一所学校了。在德国，有不少人钦佩卢安克，便捐钱给他，他很快把钱转捐给了中国香港的一个教育基金会。
他和村民们一起种菜、饲养、采摘，每个月仅花费100元人民币，山村里买不到适合他穿的45码的袜子，他便光着脚穿着开裂的球鞋。县里也曾想过要把他调去到县里工作，但是卢安克拒绝了，当初他就是一步步从南宁退回到农村的，他觉得这里更需要他。
但同时，卢安克不是没有办法挣钱。以他的知名度，到处都有学校想跟他“合作”，或请他去讲课。可卢安克知道，一些学校在乎的不是他的教育方法，而是想借他做广告。他们看重的是赚钱，卢安克说：“一个人其实用不了那么多钱。如果一个人利用他的所谓名气去挣钱，今后人们就不会相信他了。”他还说：“我不是没有钱的，可以自己买东西。不买（把自己挣的钱捐给乡妇联）只是因为我要与我身边的人平等在一起。如果我有他们没有的东西，我就无法真实地跟他们在一起。”
在乡下，他尽量搭乘农民的拖拉机。他说，看见农民辛苦而自己坐轿车，心里不舒坦。有一年，他看到农民们使用的脚踩式脱粒机很笨重，效率不高，便运用他的工业设计知识，设计了一个新型的脱粒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现在村民们使用的是卢安克设计的脱粒机。
他的事情起初经部分媒体报道之后，有不少人写信给他，并表示捐款捐物，但这些卢安克并不接受，或者把捐赠的东西转送给一些福利组织。他也较为拒绝媒体的采访，并对媒体报道产生怀疑，他问媒体：“你们采访我，为什么不报道东兰县350个每月只领150元工资的代课老师呢？”
他42岁了，他在广西的农村从青年变成了中年人，他没有家，没有房子，没有孩子，他说过，他能够留在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他的父母从来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
他最怕别人这样描述他：一个外国志愿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贫困的山村，愿意吃苦，具有崇高的精神。这不是他谦虚，而是他非常担心媒体误导。在他看来，一旦成为公式化的先进人物，很容易把许多标签贴上身，活生生真实的自己反而消失了，那肯定不是他——卢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