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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安史之乱后国家财税中心南移，而为了强化这种财税输送并保护、扩大税源地，朝廷才不断加大了对南方的投入。此外，朝廷为筹措军费还加大对富商索取的力度，征收商税，德宗建中二年（781）便“以军兴，增商税为什一”。甚至连僧侣也不能免于榨取，“安史之乱中，朝廷以出售度牒来筹军费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见《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
凡此等等，皆可见帝国为了应对危机，是如何想尽办法地开源节流。而这些做法，与近代西欧各国几乎如出一辙。变革，往往都是这样被危机逼出来的。无论过往“唐宋变革说”的立论点如何，那说到底都是因为一个原因：为了应对一场全面危机带来的挑战，中国不得不对在社会、财政、军事组织、行政等各方面进行结构性调整。
结构
对不同藩镇案例的分析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李碧妍在仔细深入讨论之后令人信服地证明：朝廷与藩镇之间复杂博弈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当地的具体状况和权力结构。在河南藩镇，是通过分割原先平卢系军阀的政治版图并瓦解其军事支柱，使之重新接受唐廷控制；在关中和朔方，逐渐在禁军的控制下实现军权的集中化。最复杂的则是河北藩镇：安史旧将控制的成德镇在确保其世袭特权的情况下，与唐中央反而保持了一种稳定的关系；以难以控制的地方职业兵（牙军）主导的魏博镇，则屡屡发生权力更迭；辖境最稳定的幽州镇，则内部变乱频繁。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河朔三镇当时其实经历了一个可称为“再封建化”的过程：藩镇统治者视唐廷为宗主，而其内部将士、人民则又视他们为宗主，但在这一封建分权体系下，“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
如果比较早期近代欧洲各国的路径，或许可以说，在经历中晚唐的危机之后，重新统一的宋帝国已蜕变转型为一个新型的、早熟的“绝对主义国家”。佛教寺院、地方藩镇均遭到沉重打击，979年北汉的垮台意味着中原再无封建力量能对宋朝中央构成挑战，正如勃艮第家族的败亡表明再无封臣有能力挑战法国国王。这也解释了为何宋代之后再无藩镇出现，因为一个重组后的中央权力已不再与地方精英分享军事权力——晚清民国的军阀局面与帝国中央权威崩溃的进程同步，这大概并非偶然吧。
当然，历史发展的结果，并未像西欧和日本那样将这种分权自治的权力结构合法化和固化，而是激发了中国社会内部寻求重新整合的力量——这一过程，李碧妍称之为“重构”。这种“重构”，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权力结构、行政体制、财税制度和社会构造上，虽然她也注意到在这一重构过程中，社会结构和阶层的流动性都改变了，不过正如她在分别剖析藩镇案例时按地理版图的划分一样，她在理解这一重构进程时侧重的还是某种空间的视角，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唐朝从前期的“关中本位政策”转向了“中央本位政策”。具体地说是“一个国家从各个地域相对独立，唯政治中心所在地更为突出的地缘结构形态，向各个地域相互依赖，没有主次之分，只有功能差异的地缘结构形态转变的过程”，“至于藩镇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它见证了帝国从区域本位向中央本位的转变”。这也开启了宋代那种基于理性计算的实用主义策略：以“强本弱枝”为主导思想，宁可放弃边地来巩固中央权力。
在这一点上，显示出她作为周振鹤的学生，具有强烈的历史地理学取向，而非采取历史社会学的进路来讨论这一问题。她也并未使用社会学那种建立模型的方法，但较之原先的历史地理学则丰富多了，尤其是特别强调“结构”，从而突破了原先那种认为唐廷与藩镇仅仅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的传统视角。
斗争
如果转换成历史社会学的思路，在我看来，那这段历史差不多是richardchnn提出的“精英斗争理论”的典型案例，其历史走向取决于不同精英群体（代表唐廷中央的皇帝、宦官、贵族、官员等，与代表藩镇的节帅、骄兵悍将）之间斗争的结果，最终产生的新局面是不同行动者之间权力博弈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很可能是他们自己都无法预见到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博弈并不只在中央与藩镇之间展开，中央内部的皇帝与宦官之间、藩镇与藩镇之间、藩镇内部的将领与将领之间、乃至将领与牙军之间，都存在复杂的斗争，有时又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可以暂时结盟——例如藩镇之间虽然也争夺领地，但在面临中央讨伐时，则互相依托纠结，共同抵抗。
值得注意的是，唐帝国当时存在着某种双重的权力关系：对郡县制下的官员和人民来说，虽然他们也效忠于皇帝，但更多总是一种“国家-地方”关系；但在安禄山、史思明乃至藩镇节帅的心目中，权力关系或许更多带有某种人身依附性质的“庇护-追随者”关系（patro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