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点小说(dingdian666.com)更新快，无弹窗！
中晚唐是无法理解宋代的，而要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安史之乱后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藩镇割据。
危机
对唐帝国而言，安史之乱是一次整体危机的爆发。就像后世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一样，它虽然没有摧毁帝国，但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原有的运作方式，人们被迫认识到：原有的老法子是不行了，必须找出新的应对策略。然而由于危机如此重大、所能采取的手段可能又有限，混乱、错误都在所难免，有时解决问题的努力却又引发了更麻烦的新问题，而原本只打算临时应对的举措或许就变成了长期政策，甚至为了避免局势更坏，也只能默认一些不那么坏的现状一直维持下去；与此同时则要竭尽全力挖掘新的机会与可能，调整权力结构以适应这一变化。
李碧妍博士在书中清晰地梳理了唐帝国这一危机下，中枢权力与不同地方诸侯之间的博弈。在全书一开始她便已开宗明义地指出：“假若我们将安史之乱看作唐帝国所遭遇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的话，那么，我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藩镇涌现的局面，仅仅是帝国君主盲目草创的一种产物，更不是为了在乱后寻得暂时苟安，措置失当地割裂王土的结果。相反，我更愿意将它视为一种帝国为化解安史危机，甚至还包括帝国前期痼疾而采取的相当理性的举措。”这在史观上已破除了传统上那种将中晚唐视为衰世、乱世，而藩镇割据是分裂混乱体现的正统观。确实，只有充分理解这一时期的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才能解释宋代的种种特质与重现辉煌，也才能明了其中所体现的中国文明所蕴藏的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虽然各藩镇都想要控制所属州县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都寻求某种自治和自主（突出特点是将帅、官吏自行决定，即《资治通鉴》所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但各地做法不同，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也因之各别。在这里，她并不是采取正统观下那样“中央=合法正统”、“藩镇=非法分裂者”的二分法，倒不如说是将他们视为平等的两个博弈主体和行动者（agents），双方在互相试探中不断寻求机会点，各自都想要实现自己权力目标的最大化，但同时又要将损失最小化，由此不断学习与调整，趋于一种“为自身带来切实利益的更为现实与灵活的政治理念”。也就是说，双方都必须谨慎小心地不断进行理性计算，尽管它们各自采取的言辞可能仍是高度程式化的王朝话语。
由于这种多重行动者存在，权力在很大程度是被分散化了，地方权力上升是人所共知的现实。和晚清时一样，对中央权力的攘夺不仅来自叛乱一方，还来自号称是忠于王朝的一方，因为在瞬息万变的战乱局面中，中央不得不放权给地方，由他们见机行事，因而安史之乱期间玄宗便已批准了节度使对地方官的任命权，“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这样，一如韩昇在《盛唐的背影》中所说的，“从此以后，唐朝必须学习如何同地方协调并理顺关系，在利益分配上相互妥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高度集|权制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转变，为后代积累了中央处理同地方关系的经验。”
毫无疑问，支撑这种分权局面最根本的是独立行动的军队。中晚唐时期屡屡造成危机的正是种种不服中央控制的军事力量，那也是藩镇割据能得以维持的根本——正由于“枪杆子里出政权”，因而最终宋□□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基本上也是依靠军事征服、或至少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收服。宋代“强干弱枝”、将力量集中于中枢禁军、两宋之际对岳飞这样具有独立人格的将领特别提防的原因，恐怕都可追溯到这里。
打仗是世上最花钱的事，因而在这种军事割据局面背后的则是财政危机和税收体系的重组。这无疑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但李碧妍并未展开讨论。概括地说，政治和军事形势上的危机造成了国家财政结构崩溃，由于人口迁移等诸多因素，原有的土地分配制度也不再起作用，因此，对割据局面中的任何一方来说，都亟须改组地方行政结构、加强对财税的挖掘和汲取能力，以强化自己的军事机器。在急需军费的惶急中，各地军政长官以任意名目摊派，造成极为紊乱的赋税制度。正因此，侯家驹在《中国经济史》中认为中晚唐“财经制度亦有很大的变革，其变革幅度之大，次数之多，前所未有。在基本上，这些变革，都是对当时问题或挑战的响应，譬如面临安史之乱，庞大军费无着，不得不整顿盐政——后来，宋代亦利用盐政，解决军粮运输问题；代宗因奔陕州，陆运所费不赀，不得不改革漕运；由于支出浩大，政府不得不寅吃卯粮，从而演变为两税制；中唐以后，商业发达，对钱币需求增加，因币材供给有限，以致出现飞钱；北宋平蜀后，蜀人因铁钱不利于流通，乃创出交子。”众所周知，南